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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赋学者化倾向 　　摘　要：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样，汉赋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即由文人化向学者化转化，我们称之为汉赋的学者化倾向。从宏观上看。影响汉赋出现学者化倾向的主要因素是时代的变迁，即由西汉的煌煌盛世转变为国力凋敝的东汉。另外还有主客体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是统治者的态度转变和士阶层的分化；主观方面则是时代带来的创作主体心境的转交，由繁荣时期的外向型心境转为凋敞时期的内向型心境。而这样的转变反映在作品中便产生了文士之赋与学者之赋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主题与题材的转交及其创作目的与艺术手法的转变上。汉赋的学者化倾向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缩影。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赋学者化倾向得失的分析，找到文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汉赋；转型；作者学者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5-127-02 　　 　　我国传统文学体裁无外乎诗、词、曲、赋四大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汉赋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或褒或贬的评价。两汉文艺观的主流思想是孔子的“诗教说”，这就使得大多数文人评价文学作品时，以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为重，对于汉赋的评价也不例外。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对司马相如赋的评价为：“相如赋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为无为”。可以看出，司马迁承认汉赋具有美刺的功用，但也指出其“虚词滥说”“靡丽多夸”的弊处，并隐约含有批评之意。与司马迁观点相类的是班固，他在《两都赋》中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这些都是从汉赋的讽谏功用出发的。两汉众多的赋作家中，其中有一个人值得特别关注，他就是扬雄。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早年十分崇拜司马相如，并模仿其文风，全力进行汉赋创作，成为当时著名的赋作家。但是，在晚年时期他的文学观出现了重大转变，一反常态地在《法言?吾子》中愤然斥责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发誓“壮夫不为”。这种前后期思想强烈的对比着实使人费解，但深究其内在原因，仍与他自身倾向性的转变密不可分。这种转变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人，而是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并带来了汉赋发展史的转折。 　　我们首先来讨论汉赋出现学者化转型的时代因素。笔者认为，汉赋学者化的倾向产生于两汉之交，原因有二：首先，从历史原因来讲，西汉初年以来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还在所谓“文景之治”的升平时期，就隐伏着深刻的阶级矛盾。武帝前期，东郡(治今河南濮阳)一带多有农民暴动发生。以后流民愈来愈多，农民起义不时爆发。“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至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年间，西汉社会更是险象环生，农民起义暴动频发，后又有王莽新政，西汉灭亡。继而绿林、赤眉起义反抗王莽政权，农民战争爆发，终至刘秀定都洛阳，建立东汉。动荡代替了繁荣，颓废取代了昂扬，虽然东汉也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与西汉初期相比，已截然两个世界。 　　另外，从社会思想因素考虑，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经学研究的加强。《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篆，不如一经”。经学在汉武帝之后，经历代皇帝推崇，在西汉末年就初具规模，东汉统治者看到西汉时期崇尚的儒家思想不但合理而且非常实用，不但取之借鉴而且愈尊愈崇。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东汉王朝虽是新兴，但实力不能与西汉相提并论，统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成为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于是，在统治者的倡导下，文人们投其所好，经学研究蔚然成风，并且渗透在各个领域。汉赋作为汉代重要的的文学形式，在此阶段必然罩上浓重的经学气息。 　　其次，再来看汉赋出现学者化转型后在主题和题材上的转变。比较汉赋早期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西汉末年扬雄的代表作《太玄赋》可以看到，单从形式上看，《上林赋》字数大概多出《太玄赋》六倍，其行文浩浩荡荡、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从内容上看，作者极写上林苑的广阔、天子田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浓墨重彩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全文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恢宏巨丽之美。虽然在结尾处笔锋一转，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田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但其文中大量的对于上林美景、田猎盛况的夸张描写加强了其弘扬大汉国威，宣扬盛世气象的力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