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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暗算关于人生结构隐喻建构 　　摘要:作为处于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消费、批评界等各种话语相交织场域中的“奇作”《暗算》自问世以来便引起了争议,后因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而变得愈加激烈,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被言说的可能。尝试从人物设置及小说采用的叙事策略的角度来分析其关于“人生结构”的隐喻建构,希望借此有助于对《暗算》这一文本何以游走于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消费之间的问题作进一步澄清。 　　关键词:暗算;人生结构;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2-0181-02 　　 　　学界对于《暗算》文本结构的评价大体集中在五个故事之间的相对独立、隔绝:“在五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人物中,他们各自的身份和从事的情报领域不同”;“客观地讲,这个故事(阿炳的故事:笔者注)包括其他四个故事充其量也就是几个好看的故事而已” ;“几个不具有连续性的故事构成的长篇”;“长篇的结构形式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况且在中外文学史上类似于这种‘抽屉柜’结构的长篇小说也不是绝无仅有”。 而作者的一番自白“《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的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则自辩这是以形式来适应内容的需要。不仅批评者没有充分看到而且作者也未曾意识到小说五个人物的设置、他们之间是有着巨大连贯性,而这个连贯性又使文本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生结构”的隐喻建构,这个隐喻建构又依靠着相关的叙事策略而运行着。对于“人生结构”隐喻建构的揭示将有助于理解文本、意义阐释空间的拓展。 　　《瞎子阿炳》中,阿炳作为一位奇丑无比的怪才出场。面对村里小孩的捉弄阿炳异常激烈,但听力上的超常并不能掩盖他性格上的偏执,极度自信以及对人的不信任。阿炳随“我”上游艇时对他母亲没有柴烧的担忧以及他依据“我”一次次寄钱给他母亲断定“我”是好人,表明阿炳判断人世的依凭只有两条:一是他的听力,二是对于他母亲的好坏程度。这与正常心智的人的世界处世标准不同,与其说阿炳思想单纯不如说阿炳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尚处于儿童时期,心智并未随着身体而成长,带着一定“人格固置”的意味。结尾处的“老婆生了百爹种,我只有去死……呜呜……我们陆家堰男人都这样,老婆生了百爹种,男人只有去死!去死!”表面上是阿炳对于乡间文化习俗里痼疾一面的盲目遵从,深层是阿炳对于陆家堰他人的模仿,在“百爹种”问题上阿炳将自己完全“他者化”,丧失/没有自我主体的能动思考判断,而这些,一般来说,在孩子身上表现更明显些。他对纷繁复杂的人事缺乏应有的应对能力,只能以死亡结局,更可悲的是他本身又是缺乏性能力的,这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身体、心智皆不健全。 　　如果说阿炳的天才听力与其身心的残缺形成鲜明对比与反差的话,那么黄依依身上却并非如此。这个人物形象是爱欲与天才的复合体。作者笔下,安院长眼中黄依依是一位成熟、妖艳、漂亮的女性,与王主任、张国庆的相好是她强烈爱欲的体现。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定位“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和较强的行为自主意识:“这不公平嘛,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我愿意不愿意去呢?”她对破译并非无条件,以王主任、张国庆为回报的要求尽管无理但充分体现出了她个性张扬的一面。在她那里,爱欲与破译是一座需要恒定的天平,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但一旦只剩下了前者,她的灭顶之灾便来了(无论从情节推演、读者接受、伦理道德评判等哪方面说)。她终于被成功“暗算”。总的说来,这是一个身体健康、心智较为健全,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物形象,与阿炳相比较,无论是在身体健康程度还是心智健全方面黄依依都处于高的一个层面。 　　从年龄上考察,阿炳二十岁左右,黄依依三十八九岁,而小说中陈二湖的年龄是65岁。与青年的阿炳、中年的黄依依不同,一出场既已老去的陈二湖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是保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他在保译局的四十年是与破译事业融为一体的四十年。破译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职业,一个国家最高利益的政治要求与光荣使命,而已经上升到参与他自身主体建构的层面,但可悲的是,这个建构过程却伴随着“异化”的发生。他退休后的下棋是破译事业的一种生活化投射,他在下棋时找到了清晰的“自我镜像”,一旦不再下棋或厌烦,随即破灭。他工作中的不轻易相信的可贵品格/习惯异化了他的生活。陈二湖身上体现的是破译事业对人正常社会自然属性的暗算与异化。他生命只在破译过程中存在,“父亲重返这红墙后不但精神越来越好,而且连身子骨也越来越硬朗,那个古怪的毛病也不犯了”。 一旦“炎密”被他破译,他的生命也结束了。联系阿炳、黄依依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三者之间存在以下内在逻辑联系:从年龄上讲,二十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