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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古代自然成文文艺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文艺审美的理想追求可以说是对自然之美的追求。自然成文观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思想，所谓自然成文观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艺现象不是人有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产物；二是文艺的产生不是人自身内在独自行为的结果，而是人与自然外物碰撞、融合的结果；三是文艺要适情会意、自然而成，不可力求；四是文艺要契合自然，形成浑整、素朴的审美境界。 　　 　　一、文源于道，道法自然。 　　原道观（即文学是道本体的外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核心。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1]这一句话可以说概括了中国古代对文学本原的经典认识。“道”和“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道”是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都由“道”而生，而不是人为。老子还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自然”，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自然而然。万物由道而生，而道法自然，所以万事万物也是自然而然地生成而又自然而然地存在的。老子在提出“道”作为世界本原的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德”。老子以为“道”是超越宇宙万物的本体，是超时空、超感知的，是无法把握的。但“道”存在于天地之先、时空之外的同时，又寓于万事万物之中，这万事万物之中所体现出的“道”就是“德”。“德，得也”，所谓的“德”就是从道那里所得到的属性。德本身就是道的体现，道就是通过德向世人昭示的。所以，根据文原于道、文为德的思想，文就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这可以说是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自然之美的哲学基础。 　　 　　二、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 　　尽管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思想认为文原于道，道法自然，文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自然而然地存在，但它却是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这与自然之美并不矛盾。古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自己特殊的理解，他们认为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统一的。道生万物，人同样是原于道，同样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种统一和融合的反映。我们知道西方文艺美学的传统是摹仿美学，注重对自然的摹仿，柏拉图将艺术贬斥为“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达芬奇将艺术看作模仿自然的“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艺作品要比自然原貌低劣。古希腊人生活在风光宜人的爱琴海海岸，对美好的自然产生了崇拜心理，认为一切智慧、幸福和美的东西都来源于自然，在自然面前人是矮小的客体，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将自然看成是人所尊崇、所描摹的对象，因此形成了“摹仿自然”的艺术传统。而我们祖先所赖以生存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却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就是与各种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自然灾害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程。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以及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等历史传说都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反映。这样的战斗历程，特别是像大禹治水这样规模宏大的战胜水患的斗争，使国人很早就萌生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以及乐观、进取和重视理性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了人是文学的主体，文艺是人和外物相感的产物。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思想中，自然不是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融合了人的情感的人化了的自然，人和自然浑然一体形成了浑整的意蕴丰厚的文艺美学境界。 　　有人借鉴西方文艺学的思想，认为西方是再现，中国是表现，这实际上并没有抓住中国文艺思想的根本。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并不能用表现来界定，中国传统的文艺发生论是“物感”说，“物感”是表现吗？是，但又不是表现所能涵盖得了的。“物感”的第一层意思是人与自然外物的感应，人与外物相感应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的。《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2]这种“物感”思想在陆机的《文赋》中有更详尽的描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