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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北宋农田水利法背景与内容 　　摘要:农田水利法的颁布和实施推动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起到重要作用。本文简要论述北宋农田水利法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内容,以期对古代我国水利法制化建设有较明晰的认识。 　　关键词:北宋;农田水利法;背景;内容 　　中图分类号:D9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121―02 　　 　　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专门性灌溉法规始于西汉,①但是,这些法规的具体内容也无法考证了,而古代专门性农田水利法规始于宋代[1]。北宋农田水利法不仅推动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一、北宋农田水利法形成的历史背景 　　 　　北宋农田水利法是我国古代解决农田水利方面利益冲突的有效调控机制规则,其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背景,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五代时期,长江以北战争不断,中原人民深受其害。尤其是公元896年,朱温“决其堤……水向东流,为害甚重”[2],给河南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后,为水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治条件。同时,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灌溉之利,农事大本”[3],“修利堤防,国家之岁事” [4],水利被视为国家大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仁宗发布劝农文书,其中第一项就是兴修水利,要求各地兴修御防水灾的水利设施,包括前人兴修未成而后人接续完成的;有新创建的;有前代废毁而重新修复的,要逐处查勘登记上报和评价功绩大小。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又重申这一精神。宋神宗即位后,对农业和水利颇为重视,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诏诸路监司,“比岁所在陂塘湮没,濒江圩岸浸坏,沃壤不得耕,宜访其可兴者在,劝民兴之,具所增田亩税赋以闻。”[5] 积极兴修水利以发展农业生产。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又派遣刘彝等八人“行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6],为农田水利法的颁布打下坚实的基础。 　　北宋初年,为实现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至太宗时,北宋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封建文化越益繁荣。但是,上述措施也导致北宋官僚机构庞大,“三冗”现象严重。如英宗末年禁、湘军约一百一十六万两千人[7] ,而宋初全国禁军和湘军加起来不过二十二万人[8];从官员人数来看,也是直线上升,仁宗皇佑时两万余人,嘉佑八年,据司马光奏称,已“十倍于国初之时”[9],可到英宗治平末,又增加到两万四千人[10];从冗费来看,治平二年,内外收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两千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年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二万余[11] 。再加上北宋初就遭受北辽、西夏困扰的边境形势,虽经“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有所缓和,但并不表明北宋军事力量的加强,“积弱”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 　　正是在北宋受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的背景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曾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提出了“因天下之力而生天下之财”[12]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新法推行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旱地得到了灌溉,渠堰得到了修复,江河得到了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在农田水利法颁布的七年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一万七百多处,灌溉农田达“三十六万三千余顷”[13],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14] 的水利高潮局面。上述法规的颁布,不仅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的积极性,而且频繁的农田水利活动也推动农田水利法制化的进程。 　　 　　二、北宋农田水利法的主要内容 　　 　　(一)《农田利害条约》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神宗正式颁布实行《农田利害条约》(又称《农田水利约束》),这是一部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行政法规,对各地兴修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方式,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力分担,建议人与执行官吏的奖赏等,都有具体规定。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专法,全文共分8条,1 200余字,其内容有:② 　　(1)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某处有应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工程的人,核实后受奖,并交付州县负责实施;(2)各县应上报境内荒田顷亩,所在地点和开垦办法;(3)各县要上报应修浚的河流,应兴修或扩建的灌溉工程,并作出预算及施工安排;(4)河流涉及几个州县的,各县都要提出意见,报送主管官吏;(5)各县应修的堤防,应开挖的排水沟渠要提出计划、预算和施工办法,报请上级复查,然后执行;(6)各州县的报告,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或转运官吏协商,复查核实后,委派县或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