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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宋变革研究中应注意几个问题 　　【摘要】有关“唐宋变革”的讨论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一直未有定论，值得再商榷。就目前研究来看，本文认为“唐宋变革”的研究中不应忽视中华文明独立发展、分裂与统一的影响、史料的多元利用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冲击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并逐一作论述。 　　【关键词】唐宋变革；统一与分裂；史料；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086-2.5 　　 　　有关“唐宋变革”的问题，自二十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多有论述。尤其是日本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由此产生了两个著名的学派：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双方各持观点，论著颇丰。此外，一些欧美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亦做过探究。与之同时，中国（包括大陆及港、台）的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历了老一辈学人谨慎的探求之后，近年来，我国唐、宋史学界一改之前的回避态度，多层次、多角度的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因此有关“唐宋变革”的讨论已成为当今史学界又一大热点问题，然而却始终没有统一的定论，值得继续深入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现试述于下： 　　一、“唐宋变革”应放在中华文明独立发展的框架内研究 　　众所周知，世界文明是多点起源，共同发展的，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产生兼并、融合，由一个强大的文明融合其他文明并主导今后世界文明的发展，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但在这个过程发展的早期，也就是说在还未出现哪一支文明强大到可以影响到所有文明的时，其他文明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都具有自身发展的特点，因为文明的发展要受文明起源、演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毋庸置疑，中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所对应的社会结构、发展模式、发展进程和发展规律均不同。在1840年以前，在中华文明被迫遵循西方文明发展轨迹之前，中华文明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与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不同。因为这两种文明所存在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大相径庭，在西方文明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如果单纯套用西方社会分期的方法来划分中国历史，来给中国历史分段，那显然是片面的、武断的，难免有削足适履、牵强为之之嫌。因此，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日本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虽然观点不同，但都受西方史学的影响，采用了西方史学分期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这不免偏颇。众所周知，西方“近世”的开始是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但十三世纪的中国却没有产生这样的类似的变革，因为东方文化并不受神学的控制，“敬鬼神而远之”。相反中国历来崇尚的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人学，服务于社会，所以在文化上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就没有性质上如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变革。再加上欧洲中世纪以意大利各城邦为代表的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城市的兴起主要依靠经济因素，但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城市的兴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尽管有宋一代不抑制土地兼并，商品经济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发达，但两者仍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我国一些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要问一下，宋代中国有没有发生类似欧洲民族国家成熟这样的转型？如果一定要用‘近世’来理解中国史，那么，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呢，还是作为特例处理？”①这是一个需要认清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学者有异议，就连国外的一些学者也不赞同以西方史学分期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就认为，应该“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主要看成是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因为此一过程即因西方的刺激而引起，以后中国并观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因而中国的近代化乃不同于西方”。②因此要看待唐宋时期的变革就应该在中华文明独立发展的框架内，按照中国历史的实际来认识和划分。 　　二、“唐宋变革”应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长期去看 　　其实，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可以说是一种变革，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旧有的秩序、观念被打破，社会在战火、灾荒的巨大动荡中产生巨变。“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③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宗教等方面的发展必然对社会变革产生推动，但变革是前后相因的，每一次的变革都是下一次变革的基础，文明也就在此基础上进步。变革也是一种积累的过程，经过哪几次变革产生一个更大的变革，促使社会类型发生某些显著的变化，分裂与统一的交替正是这种转变的分期和标志。 　　纵观中国历史，自三代以降，迄于清季，始终处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历史长期分裂的时代，大致有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9年）、五代宋辽金时期（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