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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叶圣陶家族家族式写作 　　 内容摘要：叶圣陶家族的写作时间跨度很大，是大陆传统的“家族式写作”模式。叶氏三代人的写作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近百年的文脉延续也大致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本文从叶圣陶、叶至诚、叶兆言三代的作品入手探讨叶氏“家族式写作”的三个基本特征：现实主义传统、浓厚的悲剧色彩与主流文学若即若离的关系，最后再深入分析这些特征的成因――家族文学传统。 　　 关键词：叶氏三代 现实主义传统 悲剧色彩 家族文学传统 　　 叶圣陶按照自己“至善、至美、至诚”的人生信条分别为子女取名，并指导他们的创作。在三人年纪尚幼时，叶圣陶将他们发表的文章审读后编成一部《花萼集》，两年之后又推出《三叶集》，使他们很早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建国后，叶圣陶的老母、至善一家和至美母女先后北上，与先期到北京的叶圣陶夫妇会合，而叶至诚却辗转到了南京，从此定居下来，成了叶家至今留在秦淮河畔的一个分支。一家人后来所从事职业也各不相同，其中在文学创作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叶至诚、叶兆言父子和叶至善、叶小沫父女，叶至善父女定居北京，均从事编辑工作。在文坛上影响力更大的是长期定居南京的叶至诚、叶兆言一脉（值得一提的是，叶兆言之女叶子也成为“80后”写作的文学新秀）。 　　 一.“现实主义血统” 　　 叶圣陶一开始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到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进西式学堂，所以他从小“受过中国‘雅’文学传统的严格教育，沿袭了这一传统对准确性的高度重视，力图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因此，“他的那些以对话为主体的短篇小说在结构上最接近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都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横断面。”但与海明威的现实主义不同，叶圣陶冷峻的笔调所要表现的不是“硬汉”的英雄事迹，而是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所概括的“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评价，就显得更加贴切。 　　 叶至诚的文章印证了自己“至诚”之名，以诚挚为美。“我以为作品必须‘文如其人’，而且必须严格地说自己的真实的话，否则何必写它。”“所以，我必须披肝沥胆地去爱，去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真实地，一无保留地交给读者；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给读者。”叶至诚所反映的生活，都体现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与评价，写出了自己在生活激流中情感、心绪的演变。 　　 无论是“秦淮系列”还是“抗战系列”，叶兆言小说的叙事都极少雕琢与渲染，平实之中见功力。这种风格让人想起他的祖父、父亲的写作，王彬彬甚至认为，叶兆言的作品与叶圣陶当年所倡导的一样，“都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而且“他对凡人小事特别有兴趣，他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事情，却并非严厉的审视，而总带着一种温和与宽容。”叶兆言小说重视与宏大叙事迥异的“历史的细节”，用他所理解的“细节”建构出一部部亲切的“秦淮史”“抗战史”。 　　 二.浓厚的悲剧色彩 　　 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种道义上的使命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准确的说是一种拯救意识――使得作家们一直深怀悲悯，他们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及其中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具有悲剧色彩。 　　 叶圣陶两类题材的作品悲剧色彩尤为浓厚：一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悲剧。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孤独、苦闷、彷徨、痛苦。”叶圣陶早期被称为“为人生派”，但为人生的“爱与美”的理想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现实面前显示出其“软弱性与悲剧性（如叶圣陶的小说《阿凤》）”。叶圣陶的小说善于“用简单的方式叙述某个人的悲惨命运”“悲剧气氛浓厚”。二是对底层人生活的表现，特别是农民苦难的描写。在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好不容易盼来了丰收，结果却是“谷贱伤农”，叶圣陶用冷峻的笔调写出了受剥削压迫农民的艰难生活，“悲”字贯穿始终。 　　 叶至诚早年参加革命，晚年所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回忆友人的《老陆的苦》，回忆“文革”之苦的《漫忆大字报》、《如是我闻》，他用平淡的笔调写出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悲剧，厚重而悲怆，如《最后一班难民车》、《重记乐山遇炸》。叶兆言在《至诚六种》的《序言》中说：“父亲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少年时就出手不凡。” 　　 叶兆言的作品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很多时候是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哀伤。首先是“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中，以《状元镜》中命途多舛的三姐为代表的悲剧人物，她的人生轨迹似乎处处是转机，实际上每一次改变都是一次堕落，改变愈多，悲剧意味愈浓。叶兆言这类小说可以说是欲望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其次，他写出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秦淮”、“金陵”的现代命运。怀旧，成为他感伤的触发点，正如他所说的：“古老的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