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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法律教育人文价值 　　一、法律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活动 　　 　　法律教育，是以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法律角色为主要目的。法律角色，是指从事与法律有关工作的人员的总称，主要包括法律家（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法学研究人员和教师）。法律角色对于实现法律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正义”等代表人类情感与信仰的价值在社会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主导作用。因此，法律教育既具备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的特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作为一门特殊的以法律为教育内容、以培养法律角色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它以追求自身的人文价值为主要宗旨。 　　法律教育，在学术界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但是一直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法律教育问题引起了中国法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但是在论述法律教育问题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用法律教育的目的来定义“法律教育”本身，如孙晓楼先生谈到“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要有三个要件：要有法律学问，要有社会常识，要有法律道德。”这三个要件也是孙先生对法律人才的培养所具备的要件的表述。 　　张文显教授曾在《法理学》教科书中给法学教育做出如下定义――“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传播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在现有语境下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是通用的。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可以定义为：以传授包括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学教学成果在内的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法律角色为目的，同时以塑造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为宗旨的教育活动。它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法律教育即为以法律为主要宣传对象的社会教化；狭义的法律教育仅指大学本科法律教育或与此相当的法律教育。国际惯例通常指的是狭义的法律教育。在此，我们也仅以狭义的法律教育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法律教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具备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性质。法律教育不仅要关注这种教育活动在社会中的功能与功效，同时更应该关注法律教育对受教育者形成法律信仰、实现自身在现代社会完美的生存状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同其他的教育活动一样，法律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活动。教育的中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生理需要满足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素质、增强能力和升华精神的问题。在良好的教育过程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才能，不断健全个人的人格品行，建立正确健康的价值取向标准，树立完善的伦理道德修养，培养积极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内容。 　　法律教育与法律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尽管法律制度是硬性的、不可随意倾覆的，但法律制度中各个方面都必然和法律教育所培养的法律人才的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把法律教育所带来的大批合格的法律人才涌入社会不同领域的现状看作是一种短期效益的话，那么重视法律教育的人文价值，不断提高法律教育的受教育者的人文素质，以期他们在进入法律职业领域中更切实地把正义、公平等价值层面的理念落实到法律运作的功能层面，将是事关中国法治工程大局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倡导法律教育人文价值的必要性 　　 　　中国当代法律教育在适应社会进步需求的过程中，做出了许多相应的改革，在法律教育的制度设置、课程体系以及师资队伍不断扩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是这些技术和形式上的变革不能脱离大众的情感需求，使其显得浮躁而失去应有的价值。法律是公正的、代表正义的，同时只有充满人性的法律才可以真正彰显法律的最高境界――正义。但是现实状况中，由于过分强调职业中的技术素养，而忽略了职业中的人文素养，人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有些法院，出现了不通人性、而又时时与人打交道的法官。这样的法官的生成，不可排除其先天人格禀赋的优劣程度，以及后天社会化实现程度，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成这种法官的法律教育制度或模式不能够激励法官的人道情怀，甚至说不能够培养出人格完善的法官。核心的问题在于要保证法律教育模式自身具备完善的人文关怀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既包括对悠久历史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如儒家的“仁”、“义”、“信”），还要吸纳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个人本位中的权利意识、法治观念）。而现实中，中国当前的法律教育却并不如人意。 　　提高法律人才的人文素养，健全法律教育模式中的素质教育，使法律职业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性，这才是法治工程的动力所在。同时在当前现实的法律事业里，对法律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中人文素养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在2001年12月北京举办的“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中，谭宾先生的发言稿《略论法学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一文中提到了“法学创新人才”这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