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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荀子法治思想 　　[摘要]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发扬儒家思想的同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了其法律思想。主要有法律比附思想、法定主义思想和法律正义思想，并提出了“法义”“法数”“类”三个法律概念。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荀子 比附 法定主义 法律正义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018-03 　　作为先秦后期儒家泰斗的荀子，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所长。他立足于儒家，而又进行改良；他批判其他各家，而又予以吸收，尤其是对法家学说的吸收，为后世儒、法合流的新时代之滥觞。对于荀子的法治思想，学界论述详备。主要观点是荀子重法，主张以礼统法、明德慎罚，反对教化万能论；主张制定并公布刑法，实行罪行相称的法律原则，废除族刑；提出了“法义”“法数”“类”三个法律概念。本文拟将荀子的“类”作为法范畴的概念，来把握荀子的法治思想。 　　一、荀子的法律类推思想 　　在秦代，将裁判中的类推适用称为“比’。秦代已经实施了法律类推。荀子以“类”来说明法律类推：“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王制》）即，有法律条文规定，就必须要遵从条文规定，而对于没有法律条文直接规定的案件，可以从律条中选择类似的规定进行裁决。荀子的“类”乃为律条比附。“比附”是古代中国的法律术语，相当于现代法学术语“司法解释”“类推适用”。 　　比附的传统在汉代以后亦行于世。汉高祖七年（前200年） 诏曰：“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书·刑法志》）。即，当律令没有相应的明文规定，廷尉无法断罪之际，需要上奏皇帝，由皇帝下达所当比附的律令。然而，在此后的实际裁判中，司法官吏比附断罪的案例不断增多。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决事比”是指在司法官吏裁判时，法律中不存在对于某个具体案件的明文规定与前例（判例）时，需要寻找类例以行判决，即比附决事。本来，比附定罪是对于法律所不及处罚的社会性犯罪行为，由裁判官的类推解释进行弥补，即具有由司法来填补立法之缺陷的特征。但由于司法官吏频频滥用比附断罪，使司法变成了凌驾于立法之上，给整个法律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种比附断罪产生的弊端，晋代刘颂上疏惠帝，建议禁止比附断罪，依律定罪。这在形式上符合于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罪刑法定的原则。为了确立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司法官吏必须严格遵守律文规定，同时为了确保法律的应变性，还分别赋予大臣与皇帝以不同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赋与皇帝以超法之权限。在赋与大臣与皇帝以司法裁量权这一点上，刘颂所谓“依律断罪”与西欧近代罪刑法定主义亦不相同，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罪刑法定主义。将不同的司法权限分别赋予司法官吏、大臣、皇帝的这一思想，盖源于荀子的礼法思想。 　　进入唐代，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断狱律》第十六条），罪刑法定原则在律文上大体上被明文化了。然而，唐律又设立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纂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名例律》第五十条）这一明文规定。即使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自法律的精神观之，对于凡是带给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的案件，依据比附定罪判刑。总而言之，唐律虽然制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同时为了弥补律令的不完备，实现律令之目的，承认比附判决。 　　但是在唐律中，“举重明轻”“举轻明重”这一比附基准的明文化是值得我们注目的。根据比附所做的判决，在原则上应当基于法律规定进行，将类推适用制度化的这一主旨，无非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吏滥用比附援引。在限制刑罚权限、防止司法擅断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唐律中存在着罪刑法定原则。唐代以后，明律、清律中也有关于比附的明文规定，类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中国废止类推制度，是进入20世纪之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晚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吸收了欧洲近代罪刑法定思想，其中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其后宣统二年（1910年），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下，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刑法《大清新刑律》，其第一条就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在采用西欧近代法律的罪刑法定主义同时，禁止类推适用。然而由于清朝于1911年灭亡，《大清新刑律》虽得以告成，但是未及正式实施。这部《大清新刑律》，1912年由中华民国政府以“暂行新刑律”之名公诸于世。其后，1935年颁发的《中华民国刑法》也继承了近代罪刑法定主义，在形式上禁止类推适用。 　　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近代罪刑法定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刑法原则而遭受排斥。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虽然始于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