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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摘要：翻译研究在英语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转向”这一研究现象的出现，使传统的翻译研究面临严峻的挑战。最初，研究翻译的目标主要是纯语言层面，而“文化转向”后的研究目标扩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等多个层面。本文认为，“文化转向”的出现，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172 　　1 引言 　　翻译研究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之所以说其古老，是因为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翻译活动就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之所以又说其年轻，是因为现代学术体制意义下的研究，这种理论化、系统化的翻译研究，是伴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兴盛而诞生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副产品。然而，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翻译研究如同其他任何一门人文学科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研究角度等诸多方面的转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现在让我们先讨论一下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 　　2 转向前后的对比 　　在文化转向之前，翻译研究基本上是微观层面的研究，是专注于语言技巧方面的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主要是语言学式的翻译观。当时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直译”“意译”等翻译原则展开的，多属于经验性的。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翻译研究也逐步发展。语言学派借助于认识论主体哲学，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一种新的翻译观――科学主义翻译观。科学主义翻译观将语言成分的切分作为专注点，从对语音、语素、词汇的翻译研究，到句法、篇章的翻译研究，从中寻找规范的技巧和规律，最终为翻译实践服务。如：奈达的理论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从语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探讨“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以及后来改进的功能对等。语言学派的理论在于语法等值、语义等值、读者感受等值。 　　在文化转向之后，逐步从文本内部研究中抽身出来的翻译研究者们，不再局限在对翻译过程中的细节方面的研究，而是重点专注于翻译的外部宏观研究。从文化的层面，将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运用多种翻译理论，探索制约翻译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 　　3 “文化转向”产生翻译之路的两岔口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哲学阐释学为依托，解构主义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论，翻译研究开始从理性主义转向怀疑主义，探讨和发掘文本背后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等诸多问题，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等多个视角研究翻译。多元系统理论促使了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的出现，也促使了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产生，从而形成了文化翻译理论，其倡导者就是英国华威大学副校长，著名的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的微观层面包括两方面：一是语言与文化；二是翻译标准。他认为“不同时代的翻译产生于不同的条件下，译本也不尽相同。不是因为它们谁优谁劣，而是不同的译本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要求。翻译标准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固定的绝对的翻译标准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巴斯内特展现了描述翻译学的思想。 　　巴斯内特文化翻译观的宏观层面：在巴斯内特看来，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有许多共同点，翻译研究应当更多地利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是权力参与下的文化对话和构建。任何文本都是存在于权力关系网中的，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巴斯内特的翻译理论体现了文化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是重视文化学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但巴斯内特没有提出具体而系统的翻译理论。巴斯内特只是认为：把翻译当作一种重写的形式来研究，可揭示一个文学系统在接受外来作品方面的转变模式。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个问题，同样也出现在了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在所著的书里面，书中还提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起着传播作用的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翻译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在其中无疑便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理应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上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只有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能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上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对翻译这一既定含义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文字形式的翻译，逐步扩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方面的问题，当涉及到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时更是如此……的确，翻译研究的兴衰与文化研究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文化研究出现危机时，文化研究方面的翻译学转向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因为，翻译至少涉及到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语言和文化，这就从根上打破了文化研究过程中所存在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