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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影响 　　摘 要：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关键词：中农阶层； 阶层结构； 阶层关系； 中产阶层； 基层治理； 阶层基础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097-10 　　一、问题与进路 　　在全球现代化历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漫长过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采用的却是加速现代化或后发型赶超战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依次而至”，其漫长的历史进程能够有效缓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危机，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大多遵循一步到位的“同时发生”策略，正因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结果并不一定符合改革的预期，其改革历程中往往充满了社会的动荡。令世界瞩目的是，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进行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在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实现了社会的持续稳定，从而破解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全球民族国家现代化经验所预断出的“发展的不稳定”的政治学预言[1]。 　　从西方的社会阶层理论出发，陆学艺通过对中国的阶层结构的分析，发现中国当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具有不合理之处，但却也具有与欧美发达国家相似的橄榄型特征[2]。这似乎表明，中国持续发展而长期稳定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然而，李强基于全国“五普”数据则得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结构，而是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型”结构。“丁字型社会结构反映的是中国城乡分野的现实：构成丁字型结构一横的，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构成丁字型结构一竖的，则更多的是城市的社会阶层”[3]，即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而并不存在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黄宗智根据陆学艺的基本分析数据得出了与陆学艺完全相反而与李强颇为近似的社会结构分析结论，而后续的研究也表明李强的研究更具解释力[4]。黄宗智认为陆学艺的问题在于：“混淆仅占15%经济收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与占到70%以上的政治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造成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严重误解。把两者等同起来，等于是抹杀了旧小资产阶级大规模存在的现实，等于在建构一个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美国模式或中产阶级的神话。”[5]李、黄二人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美国社会模式中的具有社会中间价值意义的中产阶级，反而是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或小资产阶级群体，这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形态。李、黄二人对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发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体实际上就是中国农民群体，但是他们却没有从这方面对中国社会的高度稳定进行深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高度稳定可以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寻找答案。贺雪峰就指出，这种高度稳定的根源实际上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中国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6]。 　　19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随着村庄社会边界的不断开放，城市经济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大量吸纳、农民职业的多元化以及农民流动速率的不断加强，农民开始出现经济分化并进而出现社会阶层分化。既有研究表明，全国农业型村庄的社会阶层分化与土地流转有密切的联系，土地的自发流转使得村庄社会中的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开始出现显著的差异因而开始形成经济收入上的差异[7-9]。 　　随着农村社会阶层分析研究的不断深化，农村阶层理论发现，在村庄的各个阶层中，位于村庄阶层结构中间位置的中农阶层具有独特的社会禀赋而成为村庄社会秩序维系和村级治理中的中间阶层[10-14]，是“稳定农村社会系统的重要结构性力量[15]。”农村社会阶层理论的推进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发现中农及其“中间价值”的过程。农村阶层理论原本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其理论的推进自然会将农村社会阶层分析与基础治理结合起来，中农阶层成为村庄社会中具有可贵的“中间价值”的中间阶层，构成了村庄社会秩序维系和村级治理中的主体阶层。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持续性社会稳定来源于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农村社会的高度稳定，而现阶段农村社会的高度稳定则实际上来源于中农阶层在维系村庄社会秩序和村级治理中的中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