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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文化中儒家内核普适价值 　　【摘要】浙商起于战国，天下为市，几经历史变迁而传承不断，并在历史的进程中，由龙游商帮、南浔商帮、宁波商帮、温州商帮、绍兴商帮等逐渐融合形成。这离不开浙江商贾一脉相承的文化凝聚。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对浙商文化的塑造和影响是及其鲜明的，其基本思想构成了浙商文化的内核，本文试探析浙商文化中切合儒家思想的普适价值及其意义。 　　【关键词】浙商 文化 儒家 普适 　　关于浙商的界定，从区域上看，浙商是相对于粤商、苏商等其他地域的商帮而言的。从行为模式上看，浙商在共同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和社会历史背景下生长、发展，无论在浙江省内还是在省外经营，也无论经营规模大小，往往具有相似的思想观念、行为特征和价值追求，因而浙商是浙江籍的商人和企业主。浙商不仅是一种经济存在，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在其工商业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和时代特征的文化样态。浙商，从24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行至四方，天下为市，到“遍地龙游”之谚，再到“无宁不成市”，虽有起伏，但是血脉薪火相传，这之中离不开的就是地域特质的文化。 　　一、地域文化下的浙商视角 　　中国地域广博，在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同时，每一个区域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形态也必然带有地域特色。从地理上看，浙江濒临东海，省内多山多水少耕地，这就促使浙江人过着“十五习渔业，七十犹江中”的生活。农耕时代耕地的不足就意味着靠天吃饭的依赖性极强，故忧患意识浓厚。浙江是同时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从文化历史源流来看，南下的夏文化与会稽地区的鸟图腾部族文化相结合，孕育而成越文化，浙江商人的思维方式深受越文化品格的影响。浙江人素以“擅商”著称，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受到“陶朱遗风”的影响，使该区域儒家文化的传承是批判性的接受。浙江既有浙西地区所接受的南宗儒学中重农抑商和重仕轻商的宗法色彩观念，也有同受南宗儒学滋养的温州、金华等浙东南地区对朱子理学批判性地继承。形成了源于传统儒家文化又具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儒家文化的区域化改造形成了“永嘉学派”和“金华吕学”、“永康之学”等流派。 　　二、儒家文化下的浙商视角 　　儒家文化是学派体系上的文化类别，封建社会自汉朝开始由官方进行了解读，直至程颐、朱熹注疏告一段落。在传统的解读中，儒家文化坚持的始终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统治者出于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也支持这一学说，大力限制商业的发展，将更多的人留在耕地之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成 “儒为名高，贾为厚利”。 　　沟通儒家文化与浙商文化之间的联通关键，是义利观。儒家文化本身并非对行商刻意贬低，《论语?述而》篇中提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这句话清晰的表达了孔子对于经商的态度：如果经商可求富，即使是赶车我也做。对获取财富，孔子是持肯定态度的，对如何获取财富，孔子强调手段的正确性，要以其道取之，同时强调富民、惠民的积极政策，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这样的义利观，为后来仕商阶层的形成、道义和商业之间的贯通，奠定了基础。 　　三、新时期的浙商文化品质 　　2010年4月20日，义乌，浙商文化促进会提议，浙商宣言向社会各界发布， 其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滋养着浙江商人，造就了浙江经济奇迹，培育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义利兼顾”的精神遗产，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浙商群体。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商的“文化基因”，凭借着“走遍千山万水，讲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以勇气、智慧、汗水和担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现象”，也孕育和造就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系和动力。”在这份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浙商文化的品质： 　　（一）苦中见乐 　　吃苦，几乎是浙商创业中的第一种味道和必备的味道。浙商在苦中创业，也在苦中见乐。即使手中只有一部分资金，也愿吃更多苦，从小老板开始起步，甘愿“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真是靠着这种“苦中见乐”的精神文化，靠着“四千”精神，义乌从鸡毛换糖走出了小商品市场，温州从打火机走出了鞋业，东阳从工地走出了建筑业。当今浙江商人，无论是人迹罕至的边陲小镇，还是氧气稀薄的“世界屋脊”，或者世界各地的“天涯海角”，乃至贫穷村落的小集小市，无不活跃着浙商们的身影。 　　（二）小中见大 　　浙江的企业家不拒小、不嫌小，修鞋理发，一天赚个几块、几十块；卖个扣子衣服，赚个几分几元；摆个摊开个店，一年赚个几千几万……在创业中奉行“微利是途”，坚持薄利多销，不以利小而不为，能从赚小钱开始，然后逐步地赚大钱。他们从小田小溪边起身，从家庭手工作坊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