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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清时期徽州宗祠文化中地方性知识
浅谈明清时期徽州宗祠文化中地方性知识
作者简介:徐秋染(1989―),女,河南永城人,西南民族大学美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
摘 要: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地方性知识》中提出的“深度描写”、“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极大反响。吉尔兹启发现代学者试以“发现”的目光去描写继而阐释独立存在的“他者”文化现象、日渐衰微的文化资源。宗祠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制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因子。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眼光来发现明清时期徽州宗祠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就是用现代知识反思往昔文化,审视日渐衰微的文化现象中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宗祠文化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下,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是被称为“反思人类学”的最早实践者。他的“深度描写”与“地方性知识”不仅扭转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学的研究困局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深刻的颠覆性。在普适文化的环境中以何种眼光站在何种角度去发现探究“他者”文化,用何种态度来对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以及如何审度与当下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的已消失的或濒临绝迹的文化现象,都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如吉尔兹所理解的: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该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品性。
“深度描写”的阐释人类学观念缘起于吉尔兹拯救人类文化志描写的原始动机。“描写”不是吉尔兹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来阐释。因此我们对“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描写”并不是为某种文化现象或文化内涵做定义性的概论,而是试图努力发现它的活性并且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为了丰富对不同民族的精神品质、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的认识。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是中国封建宗族制度的一个典型地区。宗族,是一种血脉相承的群体;宗族制度,是一种维护和保障族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封建社会多数时期宗族组织比较健全,能够正常运作,内外关系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宗族组织是维护地方秩序的基础。它与经济上自然经济、政治上的君主专制、文化上的儒家伦理纲常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框架。宗祠作为宗族权利的核心它俨然具有吉尔兹所说的“意义”和“象征”的双重身份。“意义”是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它是具有知觉、观念、理解、判断的一种包容性的概念。他将“象征”界定为所有事物、行为表现、事件、性质以及关系都是传递某种“意义”的载体。换言之,任何一种“意义”也都是由与其相应的有形的“象征”来传递的,这种象征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意义体系也就是吉尔兹所说的文化。宗祠实质就是宗法制的象征。在徽州宗祠文化中,祠堂占据着村落中显要的位置,是村落中宗族的“眼睛”,它不仅注视着村中族人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宗族的繁衍和发展。族人们在祠堂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开展宣讲祖训、修谱会谱等各项宗族活动。同时,在族人的婚丧嫁娶、褒奖惩治等仪式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律与道德自产生以来一直都是并立发展又相互牵引的。而“法律与民族志,如同驾船、园艺、政治及做诗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①
徽州宗族族规家法,实质上就是将封建伦理道德法规化,变成族人必须遵守的带有法制性的行为规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族众,对于触犯族法家规的族人也都立足于一个“教”字。然而对于触犯者,不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宗族的惩处。不悌不肖,众执于祠,又足以见族法家规的残酷性。
在对徽州一些宗族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中,结果显示出许多宗族统治者在宗祠惩治族众的资料。例如,有的宗族妇女与情人私通和私奔,后来又返归村中,族长即将其传到祠堂,下令捆绑于祠堂的柱子上,时间长达一整天,以示惩处。有的宗族不肖支丁虐待老母,经门长长期教育仍不悔改,族长即在祠堂召开门长、乡绅会议,令司年将犯者执至祠堂,当众杖打二十大板。有的宗族妇女虐待婆母,被执至祠堂笞杖,并罚跪,时间长达三炷香燃尽。有一支丁打骂老母,宗族议决对犯者活埋惩处,后经其母讲情,从宽惩治,笞杖四十板。尽管处罚方式多样,但“革出祠堂,开除族籍”对族众来说无疑是人生最大耻辱,无立于世矣。有这样一则记载:民国的时候,黟县南屏叶氏宗族有一支丁到老妪家行窃,被老妪发现。支丁害怕受到族规严惩,击昏老妪,并制造了一起意外火灾的假象,将老妪一起烧死。案情水落石出以后,叶氏宗族把该支丁五花大绑押解到祠堂,并在祠堂召开全体支丁大会,当众宣判立即将该支丁从族谱上除名,革出祠堂,绑送县衙治罪,永远不准再进南屏居住。这种以否定人的社会身份的裁决方式不禁让我们想到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中描述的关于巴厘岛民瑞格瑞格的例子:
瑞格瑞格要求当地村委员会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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