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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近代农会兴起原因从近代经济思想转变分析 　　清末民初，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团体--农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变化的新趋向。但就目前看来，学术界对农会的研究主要有潘君祥的《我国近代最早的农业学术团体―上海农学会》，朱英的《辛亥革命前的农会》和《清末广东农会述论》。另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到了此方面的问题，如龚书铎总编，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静如与刘志强等主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只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到20实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开始大力振兴工商。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谋求农业的发展，也逐渐提上议程，清末农会正是这一社会形势发展的产物。当然农会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近代经济思想的转变分析农会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逐渐形成。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和市场的开拓，再加上国内近代工业的发展，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进一步加深。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也进一步加深。同时，天灾人祸的频繁出现，也使得农业生产日趋衰败，民不聊生。而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清政府也因此而陷入了困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奖励垦荒，奉行“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因这些措施是以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为目的，所以这些措施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效甚微，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主要表现在：（1）技术方面。如农具原始，农作物品种单一。19世纪末，德国博士何德曼在考察湖北地区时说：“中国用以活图土之犁，镢只达十五生地米达，至深亦不逾二十生地米达，再下之土未曾一动”。“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在农作物品种方面，“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 （2）农作物产量比较低。江浙一带最上等的田地，稻谷一年产量只在1--3担之间，合136--408斤左右，湖南长沙亩产5担左右合680多斤。而北方各种杂粮，包括玉米、麦子、高粱等，亩产量最高0.7石，最低仅0.2石。（3）农村落后，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大部分农民所产粮食只能勉强糊口，有的甚至连糊口都谈不上。“种种苦状，罄竹难书。一遇荒歉，田中所收，不及丰年之半；即以半收计之，每人只可得谷一石有零，其为不敷日食，已属显然易见。况番薯为杂粮大宗，本年所收，仅可勉作二分，则不能济谷之不足，又彰明较著者矣。”清末自然灾害频繁，致“饥民遍野”，“饿殍塞途”。据统计，在1875年到1911年间，黄河流域和长江领域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12省，共13476个州县遭受水、旱、风、虫、雹、霜等自然灾害的袭扰，平均每年受灾州县达3743个之多。 　　在农业生产极其衰败，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再加上各有识之士对中外商战的研究，如郑观应的“商战论”。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谋求自强富国的道路。如康有为提出“富国”、“养民”十大纲领。逐渐改变洋务派单纯学习外国“船坚炮利”，而开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对我国的工、农、商、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农务为富国根本”，于是，“兴农”呼声高涨起来。为振兴农业而组织农会的要求也日益增多。经济思想的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会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要求设立农会的呼吁逐渐见诸于舆论。1890年，孙中山先生在《致郑藻如书》中指出：“今天下农桑不振”，为害“亦已甚矣，”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中日甲午战争后，一些资产阶级维新派及工商界代表人物也陆续提出创立农会。1895年，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提出：“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要求译外国农书，在各个城镇设立农会，以达到振兴农业的目的。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论的典型代表人物张謇在1896年的《农会议》和1897年的《请兴农会奏》中，对农会的创办办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责功能以及作用等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路。指出：“农会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