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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强国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设想。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一次大的战略转变。要建设海洋强国，首先必须深刻认识海洋强国的含义。只有理论上的自觉，才能指导实践上的成功。因此，本文仅就相关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探讨。 　　一、海洋强国与海权――明确概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海洋强国与世界强国伴生，互为倚重。真正的世界强国必然需要海权的支持；而无强大的国力则无法形成和维持强大的海权。要了解海洋强国的意义，需要准确把握几个基本的相关概念。 　　海洋强国与海权 　　海洋强国（Maritime Power）与海权（Sea Power）概念密不可分。在很多场合二者通用甚至同义。近年来，与海洋有关的话题越来越多地吸引国人的目光，海权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引用、和论述。但客观地说，海权对于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即使是“专业”人员也有将海权（Sea Power）与制海权（Command of Sea）混为一谈的。这既缘于“海权”（Sea Power）的概念与理论发源于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有较大的距离，也由于海权概念本身就定义模糊，甚至用其“母语”去解释，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同的含义。最早提出海权理论的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马汉，他对海权的解释是“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而强大的所有事情（embracing in its broad sweep all that tends to make a people great upon the sea or by the sea）”[1]。但在论及“海权”（Sea Power）与“陆权”（Land Power）之争时，海权的含义又是“海洋强国”。 　　海洋强国的“强”是个综合概念，需要综合经济、科技、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多个因素，用多个指标或参数来衡量。在经济上主要是：海洋总产值、海洋产业的从业人数、海洋产业人均产值、海洋产业门类是否齐全，特别是海外贸易额、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对海运依存度等等；在科技上主要是：海洋开发利用工具的科技水平、海洋科研水平及其代表成果、海洋科研的投入、海洋科研门类齐全程度、海洋科研总体实力、海洋产值的科技含量即科研对海洋业产值的贡献率等等；在军事上主要是海上军事力量与海上执法力量的实力与活动范围，海军兵力规模、装备类型与技术水平等；在政治上主要是国际海洋事务的影响力、制定海洋规则的话语权等。海洋强国的“强”是个比较概念，海洋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海洋产值在世界中所占的份额与排位、海外贸易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亦即对外依存度、海外贸易额在世界所占份额与排位等等。如15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军事实力无可匹敌，两国于1494年在教皇亚历山大仲裁下，签订了《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以“教皇子午线”瓜分世界海洋。但严格地说，两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能力却远不足以控制世界海洋。按照海权理论，海权是一个构成完整的力量体系，既包括海军，亦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是一个海洋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简单地说，海洋强国的标准可归为两点：一是涉海收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程度，二是涉海产出对世界的影响程度。 　　海权与陆权 　　有海洋强国与陆上强国之别，就必然产生海权与陆权的孰优孰劣、孰强孰弱之争。即使是海洋强国与海权这两个难分难舍、大同又小异的概念之间，也存在海权与强国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的“蛋鸡”之争。与陆地的生存意义相比，海洋准确地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空间”。但为何会有“陆权”与“海权”之争？究其实质，并非生存空间之争，而不过是发展方式与斗争手段之争。海洋强国本意是依靠海洋致富，而陆上强国是依托国土图强。由于在全球海陆分布的总体形势上，各大陆是被海洋分隔开的“大岛”，“陆权”的发展必然受到海岸线的限制，而唯有“海权”，才具有面向世界发展的条件。至于“陆权”、“海权”谁能战胜谁，却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也不能以过分悬殊的实力对比而论。如果以美国对伊拉克或南联盟的军事胜利推断“海权”一定战胜“陆权”，结论必然失之太谬。 　　战争中的海权的最大优势在于最大的战略机动自由。但仅凭此并不能完全保证战争的胜利。与实力相近的“陆权”对手作战，“海权”更有利的效能是窒息而不是格杀，是攻击上的战略机动优势而不是作战上的“胜势”。“海权”与“陆权”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役，“海权”败了，其教训也是深刻的。西方学者总结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个陆上大国同另一个海上大国之间的经典对抗。在投身于这场战争时，每一方都希望并预期守己之长，按照一种符合本身强项的方式，以相对较低的代价赢得胜利。在几年之内，事态表明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取胜。为了取胜，每一方都学习如何在对方擅长的领域内打仗。”[2]从“海权”战胜“陆权”的最佳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