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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秩序二元构造法治化模式研究 　　摘要：风险社会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已然步入高风险、多危机的生态失序和环境危机时代，回应型和反思型生态秩序的构造提上日程。传统唯理论建构主义的“一元理性”秩序构造模式过度强调人类理性，忽视了自生自发模式的内涵性延展功能。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观认为秩序的生成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或建构的秩序，一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基于此，生态秩序的构造应该对唯理论建构主义进行矫正，秉承“二元构造”的秩序生成模式。由于生态秩序超现代性的特征，传统道德、习俗惯例与宗教等自发约束手段社会控制的功效减弱。因此，现时代需要运用理性发挥法律控制的基础性工具作用，在不断试错与人类理性的累积下以法治促进生态秩序的健全和发展。 　　关键词：生态秩序；二元构造；法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3业革命以来，人类本性、科技异化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自然越来越被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由此导致的地球超负荷运转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逐渐陷入了生态混乱、失序的境地。那些确确实实且已经正在发生着的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性危机――生态失序，已经成为现代风险社会困扰人类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之于中国，在当前特定的发展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良性运转，生态失序的阴影日益突出。为此，有必要营造一种人类共同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使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都有机会实现彼此间的协调一致、实现人与自然间的协调一致，在达到人类社会内部关涉生态环境事务的秩序理性之后，渐次达到人际同构的生态秩序。生态秩序实质上就是自然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其间所映射的人与人之间不断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在某一时期内相对稳定、持续和一致的动态平衡状态。可以说，生态秩序是后工业时代经济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应有之义。当前，生态秩序构造的要求已经越来越迫切，而其重要前提则是确定生态秩序的构造模式。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在秩序生成的论证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一种认为秩序是人类行为的自然结果，即秩序是自发生成的；另一种认为秩序是人类自觉创设的，即秩序是理性建构的。哈耶克认为秩序有两种渊源，一种源于外部的秩序或安排，称为“人造的秩序”即是人为的或建构的秩序；一种源于内部的秩序，称为自生自发秩序即自我生成的“增长的秩序” [1]。那么，风险时代生态秩序的构造应该秉承何种秩序构造模式呢？一、秩序的“一元理性”构造模式探源 　　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开始摆脱在精神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神性主义，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正是启蒙运动将人们对理性的推崇推向了极致，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中世纪以来的宗教和专制扼杀了人的理性，使人处于蒙昧的状态，因此需要恢复理性，建立“理性王国”。17世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怀疑论精神弘扬了人的理性，他的理性主义也得以确立。在笛卡尔看来，“那种正确的作出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是人人均等的” [2]。笛卡尔主张理性高于一切，他认为从确立可靠的起始原理出发，正确地运用理性就能逐步推论和演绎出更为复杂的可靠知识。在这里，可靠的起始原理需要像数学公理一样清晰而又明确，“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东西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3]。因此，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演绎方法即理性建构主义就是以起始原理为基本原则，从人的理性出发，运用理性进行普遍的怀疑并对尚未得到逻辑证明的学说和信仰进行理性的检验，以推论出关于事物的确切明白的认识。此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启蒙思想家们所接受，他们高举理性的旗帜，不仅否认权威的存在，更把理性视为裁判一些事物的主宰；他们寄望于用理性重新启迪人类，鼓励人们重视自己的权利并变革和推翻不合理的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笛卡尔们的新理性主义才认为理性是一种依据少数几个显见且毋庸置疑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而达致真理的心智能力，并宣称所有有用的人类制度都是而且也应当是有意识理性刻意创造的产物 [4]。 　　1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9卷第5期 　　董正爱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 　　自黑格尔以来，笛卡尔就被视为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5]。基于笛卡尔新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极度推崇，哈耶克将之成为唯理论建构主义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主要分为唯理论理性主义和经验论理性主义。唯理论理性主义即为我们所说的笛卡尔所创的强调理性高于一切，通过理性的演绎获得普遍性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