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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特点及其利弊 　　牙行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职能也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清朝前中期的牙行除了履行其基本职能外，还被清廷赋予了某些官方职能，也就给市场的运行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本文从多个方面探讨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特征与本质，并分析其在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管理方面的利与弊。 　　[关键词]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特点与本质；利与弊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0-0150-04 　　刘宗棠(1970―)，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民俗与文化。(山东济南 250100) 　　 　　“牙人”又叫“牙商”，俗称“经纪人”。明清时又叫“行纪”。“牙人”一词初见于《旧唐书?食货志》，但该职业诞生时代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明代，牙行由政府指定，所以百姓又称之为“官牙”。与之相对的“私牙”若从事商业活动，则须经政府批准，领取“牙帖”，向政府交牙帖税，方许开业。明朝的牙行还因协助官方向客商征收课税，所以又称“税牙”。清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固，使一度凋敝的社会经济得以复苏与繁荣。因此，作为传统商品交易的中介――牙行，获得了广泛生存空间。清政府借鉴明朝的经验，对牙行制度同样给予很大的关注，从诸多方面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 　　 　　一、清朝前中期牙行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清朝前中期，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由于商品生产的分散、流通的无序以及信息的闭塞，商人仍以长途贩运大宗贸易为主，而他们又不能直接与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发生联系，很难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模式。再加上交通的不畅、商业设施的简陋以及客商对地方市场环境的生疏等，这些因素促使商人更加需要商品交易中介“牙行”的帮助。 　　通过当地牙行帮助客商代理收购、批发、存放、转运商品以及提供食宿等，不仅便利了客商，有利于解决大宗货物贩运与产销分散之间的矛盾；也为当地的小商小贩带来了好处和便利，同时还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相对降低了商品的成本。正如内务府总管傅恒奏章所说：“治圃生理，均系愚氓，自行艺莳不能自行货卖，全赖商人货运归于牙行，商人即得现钱而去。牙行总汇货物，然后零星发于小贩，自行讨账归本，小贩始行肩挑至各巷内，零星卖于民间食用。查此等小贩多属贱隶，安有现钱先买?俱系赊来卖去，然后还钱。若无牙行为之转运疏通，恐大商贩上市既难立时出售，又不信任小贩，货物必至拥滞。”[1](P134) 　　清初，在经济恢复与市场繁荣的双轮推动下，牙行业也随之活跃起来。经纪人无需投资就可空手拿鱼且无风险，收入又颇为丰厚，所以谋充牙行者趋之若鹜。清廷十分重视牙行制度的健全与法规的建设，在资制审批、数量分布、牙人准入资格等诸多方面，认真借鉴明代经验，力图革除其弊端，并在实际运行中不断完善法规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牙行的控制，并可间接地监控市场的运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牙行以半官方的身份过分盘剥商民，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转。 　　1.牙人“政审”严格。规定充当牙行经纪人必须由“家道果系殷实，品行素为商贾所信服者”担任。牙行申请者还须请老牙行充当担保人，由其向县一级衙门出示保单文书。“政审”通过后，地方官员登记造册向省级衙门报批，经批准后，发给相当于“营业资格证”的“牙帖”，方为合法经营者。 　　2.牙行数量的设置。明清更迭之初，市场凋敝且运行混乱。牙行的设立还未受到官方约束，“狡狯牙行，星罗棋布”[2](P301)，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偷漏牙帖税收。为此，雍正十一年(1733)下旨曰：“各省商牙杂税，固有关国课，亦所以便商民，是以各有额设牙帖，皆由藩司颁发，不许州县乱给，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著直省督抚饬令各该藩司，因地制宜，著为定额，报部存案，不许有司任意加增。嗣后止将额内各牙退贴顶补之处，查明换新贴。再有新开集场，应发牙帖者，酌定名数给发，亦报部存案。为此则贸易小民可永除牙户苛索之弊。”[3](卷11，P32)根据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各省发放的牙帖数目也不相同。雍正时期，河南牙帖发放量最多，有七万六千多张，而云南仅九十二张，全国共发放十七万八千八百余张。实际上这只是个官方的数字，还有许多非法私牙藏头缩尾，与官批牙行并存。如四川“蛮烟瘴雨”之乡的泸城，因土产丰富和商业兴盛而私牙遍地。“泸城四十八家均为中华之客栈，出藏蛮子均以牦牛驮其土产宝货至泸，即籍各锅庄而居停。锅庄主人经纪互市藏货，售资大半购茶，主人按利抽用，颇类牙行。”[4](P36)荒蛮之地私牙尚且猖獗，何况是富庶繁荣之中原城镇。 　　3.按资制划分牙行等级。清廷为征税方便和防止经营混乱，把牙行划定为三个等级：“货多价重，通贩远商，需行屯发者为上则”；“货色平等，亦需行屯发者为中则”；“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