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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对家族与民族关系人类学思考 　　[摘要]对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命题之一。从这两个层面去看待家族和民族，既避免了封闭的阈于血缘和文化等传统特征的研究，又避免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突出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从该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家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揭示二者的相似性，有助于重新思考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 　　[关键词]生物性；社会文化性；家族；民族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22—06 　　自然-文化，生物性-社会文化性的讨论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和命题之一。早期进化论就试图揭示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内在关联。斯宾塞用生物学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提出著名的社会有机体论，用生物有机体的机构来比拟社会的结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需要说”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重性的最佳注解。人类有机体的需要即社会的基本生物需要，是文化滋长、发展及绵续的条件，从而形成了基本的“文化迫力”。由于需要形成迫力，这种迫力迫使人们靠着有组织的合作及经济的、道德的观念，而满足生理的需要，之后，又从中生发新的需要，又产生新的文化迫力。[1]（P-24）马林诺夫斯基对乱伦禁忌、仪式、巫术和生殖制度等的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从而用功能论这种研究工具探究人（人的生理机体）和文化（人的创造物）之间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隐含着对人的自然-文化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 　　家族和民族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单位，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表现形态，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又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然而，学界迄今为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理论阐发和民族志研究的不多。在当今全球化已成为明显趋势的背景下，传统社会文化处于变迁与转型时期，从古典人类学遗产中寻找理论源泉，以生物性-社会文化性二元概念为切入点理解家族和民族的特性，或许我们会对当代普遍出现的诸如文化生产、文化再造、家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新的思考。 　　一、家族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 　　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是中国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起点和核心。麻国庆教授曾阐释了家的性质：“家，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它可以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作为一种具体结构表现在姓、宗族和家庭与家户上。家族这一概念，一般是包括家庭和宗族。家族一方面是指这一具体的家与族，另一方面是指由两者间演生出的关系的外在化的一种符号，如家族主义、家族势力、家族影响等。”[2]（P-18）中国传统社区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的，韦伯通过对20年代中国社会的观察，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族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家族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3]（P-153）在家族观念的熏陶下，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呈现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到宗族再到族群、民族、国家的层次。 　　（一）“父子同一”的血缘亲属关系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特点在于其宗族性。宗族关系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主干关系。宗族关系以血缘关系为标准，表现了一种原始的人际秩序。宗指的是亲族之中奉一人为主，族指凡血统有关系之人。[4]（P-371）宗族制度强调纵式的父子血缘关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亲疏有别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准则和伦理观念。在与其他亲属、邻居、朋友等的社会交往中，横向的关系也同样重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这种横纵交叉的社会交往格局称为“差序格局”，认为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西方式“一捆一捆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即以“己”为中心往外推出关系网，并依据波纹的差序处理社会关系。对血缘的强调缘于对祖宗的崇拜，生育繁衍后代，继承祖先血脉是每一个宗族成员的责任。只有血亲生育才能将短暂的个体生命延续为永恒的代代继替。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人是有祖先也有子孙的民族，对血缘的重视是维持纵式社会得以延续的必要手段，也是许烺光先生总结的“父子同一”观念的体现。 　　宗族的血缘关系是家族存在的内在纽带，是一种生物学的逻辑关系，也是家族的生物性特征，对家族秩序和系统的形成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而犹如人的生物与文化双重属性，家族还具有另一重要的维度就是其社会文化性。古德在《家庭》一书中讨论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家庭模式中的表现，辩证地看待家庭的双重属性，认为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相互制约，家庭制度的形成有赖于生物特性。人类解决各种家庭问题的方式却具有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家庭的任务就是将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因此，我们的全部行为都是社会化过程与人类特殊的生物本能交互作用的结果。古德构建了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