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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怀意义 　　王书怀（1929―1984），是建国后第一代黑土诗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当时享誉文坛的公刘、贺敬之、郭小川、闻捷、严辰等诗界名宿交相辉映，曾被智利诗人聂鲁达称为“黑头发的高产作家”，著有《宝山谣》《火热的乡村》《张勇之歌》《行吟集》等诗集12部。 　　王书怀担纲歌词主创的《串门》《越走越亮堂》《我爱这些年轻人》等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曾借助郭颂高亢嘹亮的嗓音传遍大江南北，逼真地重现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生动段落，成为记录一场民族壮举的移动的雕像。 　　新诗不易背诵，可如今黑龙江的许多中老年人还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王书怀的作品，每次他们说到王书怀，都像说到自己特别爱戴的一个亲人：“他讲话脸红，衣扣一个一个不自觉地解开，剩到上边第二颗时，两手平伸出去，右手还拿了一支钢笔”，“他桌子上总摆着烟缸啦、帽子啦什么的，讲到动情处就把这些东西摆来摆去”，“和气得很，和我们穿戴、说话都一样，看不出是作家，更一点儿也没有‘全国十大青年诗人’的架子”，“他坐在炕头与你拉家常，在田间与农民一起劳作，过年给乡亲写春联”…… 　　有评论家说，王书怀的诗歌像陈年纯酿，陶醉了一代人；像文坛号角，激励了一代人；像拂面金风，催熟了一代人。他那些“一路上看，/一路上唠，/话题好像那小马驹，/跟着车儿跑”（《搭车》）之类的诗句几乎冲口而出，并未经过太多的思量，很像一种极为随意的哼唱，其中的设喻可谓信手拈来，用日常的语言直录日常感受，倚重直觉，放弃藻饰，诗句的跳动实为心情的起落，最大可能地保留了生活的本味，这样的吟咏不离田垄，不离蛙鼓，不离袅袅炊烟。 　　诗人始终立于生活前线，是特定年代、特定地域、特定黑土风情的见证人、目击者，所以最有机会也最有资格为这种别样的乡景作传。“一样的秫秸障，/密叶不透风；/一样的瓜菜园，花开几多种；/翠生生，/水灵灵，/东院韭菜西院葱，/豆角挎小刀，/辣椒打灯笼，/西葫芦结纽满地滚，/向日葵，探出脑袋逗孩童……”（《满园春》）自然的幽微，生活的奇美，人世的欢喜，都因诗人的一腔热忱，都因诗人绵密的心思，都因诗人的生花妙笔，在我们的眼前牵手呈现。 　　王书怀坚定地认为“不亲近泥土，等于不孝顺爹娘”，他从来不做生活的看客，诗句背后总站着诗人自己，作者写来一往情深，阅读者也自然会被击中。“小河流水哗啦啦，/河东河西住人家。/往年一听河水响，/两岸亲家忙喊话：/‘淹啦？’/‘满啦？’/――不是亲家太胆小呵，/山水下来真毁庄稼！//小河流水哗啦啦，/河东河西住人家。/如今一听河水响，/两岸亲家笑哈哈：/‘放啦？’/‘满啦？’/――不是亲家问顺了口，社里的水稻都萌了芽……”（《小河流水哗啦啦》）这首诗显然是新格律体的代表作品，却摆脱了当时创作模式化、概念化的框定，借“小河流水哗啦啦”一句起兴入题，用语简省，直接断取两幅剪影，对照鲜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不变的是那条小河，改变的却是“人”，是人的生活。 　　同幸运的当下诗人相比，王书怀显然生活在一个不太好的文学环境，他不得不在政治的高压下喘息。环境束缚了诗人的手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到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歇晌了。/一片喧声，/摇动了老树，/枝头鸟，丢一根羽毛，/另选栖处。”（《午歇》）这样的表达让我们看到了心灵深处的乡景，让我们听到了记忆麦田上飘荡的乡音，立意选自乡风，遣词却古色古香，用字寥寥，直如小令，斩截痛快。纵使与当前的新派诗歌相比，不论哪个方面，也不见逊色，王书怀的过人之处令人惊诧。 　　倒是今天的诗人，文化环境够宽松了，生活够富足了，有所作为的却很少。而王书怀不仅是诗人，还是诗人的老师，带出了一大批诗人，他像大家心中的一面旗帜，他说“我愿做一架梯子，让后来者踩在我肩上上路”。 　　王书怀的诗歌是物质饥馑年代的一种精神激励：“瞧，三星没落/月儿西斜/姑娘登上了井台/上工哨儿/吹醒了半趟街。/张家嫂，/李家妹，/三娘五婶，/荷锄集合，霎时间――/一片嘻笑，/撒向田野……”（《野姑娘》）生存、发展，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实现，劳动因之被赋予最崇高的光晕。而有了劳动的映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则会更便利地获得表达。“不闻鸟啼杏枝上，/二月里，/但见一路/鞭打银树霜花飞！//赶车人，/哼小曲，/回望车队龙摆尾；/心里头/早有几分丰收醉。”《鞭声》中的这一节，无疑来自现场的采集，诗人几乎照拍了生活的原态。在一种很难冲决的“政治叙事”的氛围中，王书怀的讲述仍会多一丝冷静，不忘在质朴的书写中与诗意站齐。 　　其实，政治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流行文化是并行的，对哪种文化的过分强调都曾给我们带来相应的教训，翻阅我们的文学史，每一种实例都不难找见。王书怀的诗歌却大致做到了三者兼顾，他的读者成分复杂，政治家看到的是政策带来的感奋和百姓的生存状态，一般读者领略的是或熟稔或陌生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