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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理想型探究 　　摘要：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关键词：熟人社会　人情　亲密社群　乡土逻辑 　　 　　当前，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逐渐摆脱土地束缚的村民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祖祖辈辈，村庄也呈现出生活方式城市化、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关联“非共同体化”和村庄公共权威衰弱化的诸多特征。乡村社会的一切正在被重塑，它或被迫或自发地向现代社会迈进(董磊明等，2008)。乡村社会的巨变不仅表现为社会形态的变化，还表现为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上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和非预期的后果。笔者认为，若要从理论上认识这些后果并深刻理解当前乡村巨变，则需要重回经典理论。 　　 　　一、乡土熟人社会中的“熟悉”与“亲密” 　　 　　费孝通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地方性的限制所导致的“熟悉”成为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因此，“熟人社会”也成为描述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论述。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的社会。 　　生活上被土地所囤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费孝通，1998：9) 　　在此基础上，苏力(1996)以“熟人社会”为起点，论述了现代性的法律和制度在乡土社会的实践过程与后果。在对影片《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的分析中，苏力从村庄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亲密、默契及其预期出发，发现现代法律制度的干预破坏了熟人社会中的长久关系和利益，使得影片主人公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在对一起私了案件的分析中，苏力从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出发，认为当事人规避法律的行为具有语境合理性，是法律在乡村熟人社会发挥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尤其在性侵害案件中，受害人为了规避“熟悉”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后果而选择“私了”。在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中，苏力(2000)较为系统地将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和秩序机制融入对基层司法的具体考量中，如“送法下乡”过程中的法律运作、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基层法官的司法知识和技术，以及基层司法的方式等等，无不被置于乡村熟人社会的背景中。村干部因为对村庄的“熟悉”而成为“地方性知识的载体”，法官需要聘用“熟悉”村庄情况的“法律文书送达人”。显然，在苏力看来，“熟悉”也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 　　然而，有些学者却片面地将“熟悉”视为熟人社会的核心特征，将熟人社会的秩序机制还原为信息透明问题，进而还原为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这实在是对熟人社会的一个误识。桑本谦(2005)对苏力的批评就部分地体现了这种误识。他在将“本土资源”理解为“本土创造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不是对“本土资源”重视不够，而是“社会资源”供给不足所导致的信任危机，进而将信任问题还原成制度经济学上的信息监控和私人惩罚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若从广义上理解“本土创造的制度”，“熟人社会”本身就是法律运作的“本土资源”，这也正是苏力所努力揭示的。因此，“熟人社会”中的种种法律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因“熟悉”而引发的信息监控和私人惩罚问题，“本土资源”并非社会(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源”所能简单替代的。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梳理熟人社会与“熟悉”的关系。 　　贺雪峰(2003a，2003b)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的行政村，在经历了新中国以来的乡村体制变革后，已演变成“半熟人社会”，他最近的一项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概念。他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流动增加，就业多样化，社会经济分化，农民的异质性大大增加，村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串门聊天大为减少，村民们更加需要公共生活的空间，越来越不适应过去那种针对性强而退出机制不足的串门聊天的闲暇消遣方式，需要更加公共化的自由进退的闲暇消遣方式，这些表明村庄正经历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贺雪峰，2008)。显然，贺雪峰一直是将“熟悉”当作熟人社会的核心特征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