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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社会原因探析 　　摘　要：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关键词：清代；乡约；推广原因；基层行政管理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4―0097―04 　　收稿日期：2007―11―06 　　作者简介：段白成(1963―)，男，河南唐河人，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清史。 　　 　　清代北方各地推行乡约的原因是清代乡约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一课题，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对清代乡约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清代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史学界普遍认为清代乡约系为教化而设，但北方地区幅员广大，不同地区推行乡约的具体背景不尽相同，因此对各地推行乡约的原因应做具体分析。然而，迄今史学界尚无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北方地区推行乡约的原因，说明清代北方推广乡约原因的变化与乡约行政组织化的关系。 　　1　明朝中后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北方诸省就曾设有乡约。顺治初年，虽然上述各省的一些州县也出现了以教化为主的乡约，但比较少见。顺治九年(1652)以后，清朝皇帝一再命令各地推广乡约、宣讲圣谕，各州县的治城和重要乡镇一般都设置了乡约。后来，北方内地汉族地区各州县的乡约普遍经历了一个由治城和重要乡镇向广大乡村普及的过程。乡约在北方内地的普及与由里甲制的没落和保甲稽查的废弛引发的乡约行政组织化有关。 　　里甲制度始于明初，但里甲的编制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改革，随着土地交换和居民迁徙的日益频繁，里甲组织到明中后期逐渐混乱。清初，北方内地汉族地区各州县仍沿袭这一制度，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摊丁入地后里甲编审的不受重视并最终停止，使里甲组织更加混乱。这种混乱易于造成赋役不均，也给里甲首事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威胁到国家税源的稳定。山东省的里甲催科之弊就很典型。新城县原来“庄村杂乱……每一里人户又散居各约。其共约者，多不共里，里差不能画一。共里者多不共约，催粮奔走艰难”，且有“里甲不均之弊”、“强弱不平之弊”、“比较不公之弊”、“花费民财之弊”、“侵欺国课之弊”，致使“每至奏期，钱粮拖欠，在官不免有赔垫之艰，在民不免有敲扑之苦”[1](P13―17)。济阳县清初里甲编制混乱，导致“催科无章，人苦其累，至以地亩送人不受”[2](P7)。淄川县“各里生耗不一，势不得不并一。并而图乱，大里或逾万金，小者不及十一”[3](P1)，赋役严重不均。“寿光征粮之法，设六乡、一百零五社、十隅。日久弊生，往往粮单出，不能指花户主名”[4](P22)。山东省的例子是清代北方内地各省真实情况的一个缩影，它表明里甲僵化的编制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土地交换和居民迁徙频繁的社会现实，难以有效控制花户，无法确保国家税源的稳定。而乡约与保甲一样，是按照烟户的居住地进行编制的，因而以乡约承办催科，可以克服里甲僵化的编制方式所带来的弊端，保证赋役征派的顺利进行。这里也以山东的情况证之。济阳县原来里甲催粮办差弊端重重，及至康熙年间，该县“令里约自催，民始获地土之利”[2](P7)。康熙年间，高苑县知县张士尧鉴于里长征收钱粮害民严重，“易社为四十约，行滚单法，积弊清焉，民称大便”[5](P11)。寿光县因“户人棋布星散，滚催亦属不便，是以有顺庄之制”[6](P18)。其“顺庄法，使某户隶某庄，某庄隶某约，某约隶某乡。皎若列眉，丝毫不紊”[4](P22)。乡约催科能够弥补里甲催科的不足，甚至克服里甲催科的弊端，因而催科型乡约一经出现，便很快在北方内地汉族地区普遍推行[7]。 　　清代乡约的推广，还与保甲稽查的效果不佳有关。明中后期以来，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各地普遍推行了保甲制度。清王朝一再强调编查保甲，并试图将乡约教化和保甲稽查结合起来。但在单纯教化的乡约因不受地方官的重视而普遍衰落的同时，北方内地汉族地区的保甲制度也普遍出现了衰变，致使保甲稽查多无实效。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就曾说：“弭盗之良规，莫过于严保甲……然地方官有贤、不肖之分，而奉行有善、不善之别。盖同一保甲也，行之不善，造烟户册有费，刻一家牌有费，立保、甲长有费，刑书、皂快亦莫不有费。是保甲未行，而小民已被扰累矣。及至差点时，不过虚应故事。印官勤者自行下乡，惰则委员代点；廉者自备供应，贪者骚扰不堪。查点之后，不过出告示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