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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史记研究成就 　　［内容摘要］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关 键 词］ 清代；《史记》研究 　　［作者简介］ 董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学术史、中国古代史研究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与明代的风气相比，清代《史记》研究的风气大变。大体来说，明代偏重于文，清代偏重于史；明代学者流于虚，清代学者立于实。范文澜先生说：“自明清之际，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通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①考据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并无严格的界说，几乎没有区别地在使用，大体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训访、辑佚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以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促成了清代以考证为主的《史记》研究之兴盛。在清代，考据学家考订《史记》，匡谬正疵，探本溯源，使《史记》更臻完善；文章家评点《史记》，抉幽发微，指说《史记》文章的妙处。考证和评点，两者相互并存，相得益彰，对于史学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下面分几个方面简单叙述一下清代《史记》研究的几个方面。 　　 　　一、对《史记》总体的评价 　　 　　清人对《史记》在两个方面充分地给予了肯定。一是对司马迁治史态度的肯定；二是对司马迁治史方法上开创之功的肯定。 　　对于司马迁的治史态度，顾炎武提出：“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②顾炎武的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对司马迁的创制之功，即《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钱谦益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本纪、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书、世家、列传变《国风》之条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汉一代之彝典，整齐其文，后史家之体要，炳如日星。考祖称于史局，圣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③对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做了非常适当的评价。赵翼认为古史体例自《尚书》《春秋》出后，即沿为编年、记事二种，所以“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④。王鸣盛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⑤此外，清代许多学者的文章里都可以找到对《史记》的创制之功的评语。 　　总之，自班固《汉书》以下至《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稿》，都承袭了《史记》的体例，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大典。 　　 　　二、《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 　　 　　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通过训诂、笺释、校勘、辨伪等方法和手段，对《史记》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这些成果所采取的共同方法就是重视事实和证据，力戒空谈，长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寻找异同，核其始末，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从研究领域看，清代的《史记》考证，从唐宋时期的局限于对《史记》文本进行注释和考证转变到对《史记》进行全方位的考证。我们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杭世骏《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发伏》、洪颐煊《诸史考异》、李贻德《十七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史记札记》、崔适《史记探源》、钱坫《史记补注》、汪越《读史记十表》、孙星衍《史记天官书考证》等专著里面可以发现，他们或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正史进行总体性的考证，或对《史记》单篇进行考证。涉及的内容或者是对《史记》文本文字的考订，或对三家注考证，或对地名、人名考订，或考证和补充史实，或考证纪年，或考证名物制度，或考订版本之异同，或对《史记》的书名、作者、断限进考证等等。 　　为了直接把握清代学者在考证《史记》方面的成就，我们具体的分析一下清人对《史记》疑案问题的考证。 　　1.司马迁作《史记》年岁问题。赵翼提到：“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细石室金匾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