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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转型中市场力量作用及其局限性 　　(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盛洪和张军曾经就是否能通过计划和市场间的自发交易，来实现改革的平稳过渡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盛洪的观点是，应尽可能少对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转型的稳定形式。其实，盛洪的主张是存在问题的。对中国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研究表明，市场自发力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推动转型。当国民的利益结构存在对立和矛盾时，市场自发力量会使转型陷于“僵持”或“内卷”，为打破“僵持”，应重视强制在转型中的作用。 　　[关键词]转型 交易 僵持 　　[作者简介]商 晨(1977－)，男，山西省太原市人，经济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2－0066－07 　　我们身处其中的体制转型的目标是一种成熟的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也就是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转型方式，也就是说，市场化的改革是逐步地推开的，这就造成了在转型过程中，兼具计划和市场两种特征的二元体制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基本形态，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和城镇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从本质上看，两者是相同的，都是一种计划控制和市场分配的结合，但从转型结果上看，两者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大规模展开，到90年代中期随着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双轨价格的并轨而基本结束，而且这个改革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社会矛盾和对立；但是城镇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却进展缓慢，进入21世纪后，这种二元体制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棘手，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已经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样是生产要素二元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差别?我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一、由盛洪和张军的争论说起 　　 　　在转型研究理论中，“低成本化”被认为是中国渐进式转型取得阶段性成功的重要原因。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渐进式转型低成本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周冰认为，改革决策者由于对改革前景的不确定性和模糊认识，所以会选择成本最小的改革道路。樊纲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旧体制阻力大而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完善，逐步改革旧的体制，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低成本的。林毅夫等将中国改革成本低的原因归纳为增量改革、试验推广和非激进改革。 　　盛洪通过对现实改革的观察不但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而且试图提出一种改革设想。盛洪认为，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对利益的格局进行调整，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这些人就会公开或暗中采取不合作态度，增加改革推进的成本，所以应当尽可能少对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转型的稳定形式。并且他认为，由科斯定理可知，将改革之前的政府管制经济状态视为既定的产权安排的“初始状态”，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一个交易从政府交易转变为市场交易的边际改革，是只给每个人带来福利增量(至少不会带来损失)的改革，因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反对，所以是成本最低的改革。 　　对于盛洪的主张，张军明确表示反对。张军认为，盛洪对科斯定理存在误解，如果以盛洪的思想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指导，那么将不但不可能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将引起进一步的经济扭曲和“寻租”活动的合法化。张军认为，经济改革只有不断消除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成功，所以盛洪的主张不可能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可行途径。 　　对于张军的批评，盛洪作出进一步回应，他认为，如果改革政策使一些人利益受损，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必然会反对这一改革，而有人反对的改革的成功概率肯定要比无人反对的成功概率低，而且对计划权利进行买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交易费用的降低，而制度变革的目的无非是用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代替交易费用较高的。 　　具体来看，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双方对计划体制下是否存在由权利配置造成的外部性存在不同意见。盛洪认为“传统体制中的利益格局是相对均衡的”，“几乎不存在只有计划权利而没有计划义务的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所以，他并不认为计划体制下存在体制造成的外部性。而张军明确提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一种命令――服从的强制方式界定了每个经济当事人的损益边界。……趋于使这一体制下的损益效应变成一种‘外部性”。既然两人对改革的起点认识存在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很自然地他们对改革过程的认识也不同。张军认为，“经济改革只有能不断消除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扭曲才算走向了成功”，也就是说，改革必须消除这种体制造成的外部性。而盛洪认为，“如果张军的‘买入型’产权安排是指每个人都有自由缔约的权利，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