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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唯物史观解读先秦时期国家发展变化 　　关键词 唯物史观，历史合力，早期国家形态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07-0033-04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①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不是对氏族组织的简单继承，而与氏族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关于国家组织的特征，恩格斯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区分与定位：一是国家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按居住地来组织国民，氏族组织则是以血缘关系组成居民组织；二是公共权力是国家产生的另一个标志，国家以公共权力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即以武装的人及其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设施为后盾，这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三是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甚至发行公债。恩格斯的这些论断，是我们理解从夏商王朝到周王朝、从周王朝到秦帝国，这一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理论原点。但是，按照这一认知，笔者解释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尤其是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一特性时，难免会有一种困惑：怎么解释夏商西周的国家形态呢？如何理解东周列国到秦统一的国家组织结构的变化呢？ 　　结合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判定夏朝建立进入国家形态的突出标志是“家天下”。夏本来也是部落组织，禹传位给儿子是以“家天下”的方式垄断了公共权力。但是，夏朝的生产力还处于石器时代，商朝虽然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工具仍然以石器、木器为主，考古很少发现青铜工具。考古资料显示，在春秋早期铁器还较少使用，中晚期逐渐增多，进入战国后，尤其是战国中期，铁农具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了。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恩格斯后来又进一步地阐发了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断：“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③ 　　结合马恩的上述观点及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夏、商、西周虽然产生了公共权力，但是三代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彻底瓦解血缘部族组织。商和西周国家形态的发展表现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中央权力不断强化，这是社会存在强化了社会意识，一个强大部族统治了周边弱小的部族，部族中的贵族沿袭先前的传统，世代居统治地位，决定了阶级的划分。中国早期国家即使到西周仍然没有按照地域建立地方组织，血缘家族仍旧是国家的基础。西周分封制规定，各地诸侯要按时向周天子进贡，这可以视为早期国家收取的“捐税”。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在生产关系层面冲击和突破了原来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私田、荒地不断开垦，导致井田制度发生危机。井田制下的公田荒芜，统治者想出赋税征收的新办法，新办法的推行，又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也促使社会组织、尤其是农村里的基层组织“村社”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批的自耕小农与地主。同时，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手工业、商业的活跃。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局面。原先以部族组织为基础的国家军队，还不是以募兵制建立的常备军。在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中，不仅加速了旧贵族阶级的淘汰和新职官阶层的崛起，而且瓦解了部族组织。各国出于富国强兵的动机，发展职官制度；实行征兵制，推行军功奖励制度，这是推动新旧制度更替最重要的两个轮子。国家制度的更新通过一系列变法逐步成为现实。比如商鞅变法中最值得注意的三项：其一，新的职官实行任命制和俸禄制，既摆脱了血缘宗法制的直接干预，也掐断了与地方政治经济的直接相关性，成为中央权力系统的工具。与此同时，对世卿世禄制也实行以“军功”论取舍，作为一种过渡，直到最后自行消亡。其二，实行郡县制，国家以地域组织取代原来的血缘部族组织，完善了国家形态。其三，固定国家征税标准，向全民征粮、征税、征发徭役。恩格斯所论的国家三个特征到战国时期完全对应成为事实，即中国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过度，在战国时期才完全实现。 　　用唯物史观解释三代到春秋战国的变化，生产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