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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与圣经文学研究当前意义 　　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圣经文学乃是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在中国,圣经文学研究是否能够取得成绩,其关键的一环就是研究者们能否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精神相兼容。由于圣经文学是整个基督教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圣经文学必须与基督教研究的总体态势保持基本一致。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据我个人的体会,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而基督教学者们的成绩主要是恢复研究,即把中断多年的研究工作重新拾起来。这一阶段的成果产生得较多较快,但是深度不够。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1990年12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他的讲话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而言,而是包括中国的所有宗教在内,但是因为基督教研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较多,也就受益良多,发展也最突出。主要成绩是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宗教学学术著作。由于有了新的养分,中国学者撰写的论著在理论上也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与国际学界接轨的可喜势头。第三阶段是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的时期,由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核心标志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个人的体会是:科学发展观是当前中国一切事业的指导方针,也完全适用于基督教研究,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进行圣经文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内在的一种动力。不难预料,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基督教事业、基督教研究和圣经文学研究,一定会取得宏伟的成绩。 　　河南大学长期饮誉学界,《河南大学学报》具有远见卓识,其编辑通过梁工教授约请我谈谈圣经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兹发表以下四点认识。 　　第一,圣经文学研究有助于政局的安定与反邪教的斗争。 　　我们可爱的祖国是一个大国,在历史上曾经数度作为强国而骄傲,她的人民曾经无比自豪,比如汉代和唐代的中国就是如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中国较之过去的确是富裕一些了,也强大一些了。当前我们的祖国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把握好了这个时期,就会获得巨大的发展,跃人世界强国之林;失去了这次机遇,就将长期蹭蹬,陷入恶性循环。然而邪教不让人民过上渐趋丰裕的生活,总是企图作乱,危害国家安全,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十多年前就有个名噪一时的邪教作祟。直到今天,那个邪教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其行径其勾当邪门邪乎的,令人不快。1999年初夏我应厦门大学詹石窗先生之特别邀请,在武夷山出席了全国道教学术研究会议,当时代表们热烈讨论过如何与邪教进行斗争的问题。与邪教进行斗争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就有过邪教问题,往往搞得历代统治者头疼。所谓邪教,就是旁门左道,是一些不正当的宗教派别。《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然后示其正法常王,遂讽人陈以直言,无施邪教命。”从世界历史上看,西方各国也有邪教问题,其危害甚至跨越国界,危害数国。一般说来,邪教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这时人们原有的价值观需要调整,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邪教就会乘虚而入。清代学者俞蛟《梦厂杂著?临清寇略》:“时逆匪王伦,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至数千人,阴布其党于东昌、兖州二郡。”近人陈夔龙(1857―1948)《梦蕉亭杂记》卷一:“会京师大早,谣言蜂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邪教之所以坏,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为其头目们谋私利,敛钱财。 　　对于邪教,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讲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们对邪教的斗争需要一种英勇的气概,不但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还要持之以恒地与之做斗争。惟有如此,才能够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又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想,庶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督教本身就是在同邪教的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基督宗教具有普世性,因而与其他宗教之间存在着较好的兼容性,这一特点在梵二会议(VaticanII)之后日益突出。从狭义上说,圣经文学中有着丰富的反对邪教的文献资源,值得我们认真发掘。从广义上说,倡导正当的宗教,也就同时遏制了各种名目的邪教。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有了依托,邪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第二,当前研究圣经文学一定要为国家的大局服务。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过上发达国家人们所过的那种生活,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过得更好。于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行动起来,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了。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中国走过的路程,改革开放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