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影响.docVIP

略论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影响 　　摘要：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仍然保持着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但它们彼此在思维方式、思想要素、语词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融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转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佛道三教各以自身心性為基本趋向的大融合。在此一背景下，文章探讨了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语词概念的运用上，还是在思想的论说上——吉藏大师之后，佛教三论宗几无新的发展，而浸润三论的隋唐道教重玄学似可看作三论发展的又一面相。 　　关键词：三论宗；吉藏；重玄学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2-0023-05 　　一、义理与人性：隋唐时期的三教融合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并举乃至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儒佛道三教理念和思想的对垒、交流也空前频仍。在朝廷，隋唐统治者主要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屡屡“参与”其中，甚至不乏出现通过政权的力量来“圣裁”儒佛道之先后次序，这一方面说明了三教对垒、斗争之激烈，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三教交流乃至对话程度的不断深化。唐朝中期以降，在皇帝生日举行有关儒佛道三教辩论的廷会，几成固定之制度。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12人，讲论儒、道、释三教”。儒佛道三教在这一时期频繁举行的廷会甚至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彼此之间的相互斗争与交融，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客观上也促进三教在思想和内蕴上加深了彼此的认知与认同。 　　儒佛道“三教讲论”风气的形成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形成了隋唐时期开放、宽容的学术氛围，各学术思想派别的辩论乃至斗争，客观上有利于在人间佛教的范畴下提出“都市佛教”的命题。本着都市佛教就是人间佛教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或新思想的相互交流和交融，儒佛道三教在争论中都深切体会和感受到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均表现出融摄它家思想理论精华和思维优长的积极态度：儒家虽有韩退之之坚决反佛、道，但也有白香山之《三教论衡》主张“三教一也”。韩退之弟子李翱的《复性书》三篇，更以儒家的语句、词汇讲论佛教的佛性论，在某种意义上，实是开启了宋明理学融摄佛、道二教之先河。道教方面，有道士医学大师孙思邈《会三教论》言三教会通之意，成玄英的重玄理论融合老庄哲学和佛教三论宗的中观哲学，而成玄英的心性论则融佛教心性论、儒家心性论以及道家的修心养性论于一炉，进一步对道教修行理论和实践进行补充和完善，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实践的力度都大大增强。佛教方面，有宗密作《原人论》会通三教，而从唐代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禅宗，不仅是佛教中国化的典范之作，也可堪為融摄儒佛道三教最成功的中国化佛教。 　　诚然，需要指出的是，隋唐两朝也是儒佛道三教的学术中心的大转向时期，即从以佛為中心转向以儒為中心。隋时的佛教居士李士谦(公元523－588年)还以“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来说明三教高低，以示崇佛。但唐以降就难以见到类似之议论，因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魏齐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笔者认為，无论魏晋南北朝还是隋唐时期，三教并举甚而三教一致、“三教可一”、“三教一家”、“三教合一”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自哪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导民向善”和“训民治世”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认為在上述方面三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以政治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伦理道德作為三教之取舍标准的，故反对三教并提乃至合“一”的论者，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為一条重要理由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仍然保持着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但它们彼此在观念和思维方式、思想要素和语词概念等诸方面的不断交流和融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转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变倾向，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三教各以自身心性為趋向的大融合。 　　在此思潮的大背景下，本土道教对佛教进一步吸收和融摄，力图使道教义理化，一改道教理论疏松和玄秘的世俗形象。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和司马承祯、杜光庭等，其思想和思维的主要特征是援引佛教三论宗中观学的玄、空等思想来阐释老庄哲学，从而论述道教之“道”。成玄英认為“道”的本质即是“虚玄”，王玄览在《玄珠录》中更明确地阐发道体空、玄的思想：“道体实是空，不与空同。空但能空，不能应物；道体虽空，空能应物。”李荣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玄与又玄的学说，这个核心思想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非有非无又非中，李荣的这种思想扬弃了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