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新尝试.docVIP

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新尝试 　　目前，包括比较诗学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但在全球化时代，审视中国学界蓬勃开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人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文学中的跨越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而合理的体现。这里既牵涉到中国学者的心态问题，也涉及到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事实上，要达到以世界胸怀来进行跨文明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就目前而言，跨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偶有跨中印、中日、中越等的比较诗学研究，也远远不能与中西比较研究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至于东方其它国家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比较就基本上无从说起。这客观上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 “中西中心主义”倾向。只要看看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复兴以来的这些年，中国学者冠以“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探讨何其多也，就可明白这一点。雷马克曾经以“围墙”的比喻说明了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者的区别。在他看来，民族文学在“一墙之内”，比较文学“跨过围墙”，而总体文学站到了“围墙之上”。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起点的话，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终极目标。总体文学通过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的文学规律，归纳抽象出人类文学共同而普遍的规律。从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必须在跨文明对话、比较诗学、双向阐释等学术层面和路径中展开。这一最高学术境界应该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诗学研究，即把世界各个文明圈里的诗学融会贯通地进行比较，以寻找人类文学心灵的一致和差异点。在这一学术背景中，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较诗学研究如何突破“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便成为当务之急。 　　有的学者认为，未来真正的比较文学的推进以及重要成果的取得，很可能会崛起在非西方的某些领域。事实的确如此。近期由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领衔的印度文学研究团队出版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下简称《比较》）便显示了“非西方”学者在推进中国乃至世界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的可喜实绩。该书主体分十二章，研究视野从中印古代诗学比较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印比较诗学的研究实践。全书在比较中印诗学的同时，又以西方诗学为有效的参照系，这体现出著者科学合理的知识视野。全书论述范围涵盖了中印古典诗学的产生环境、中印诗学家身份、中印诗学阐释方法和传播形式、中印审美思维异同和中印艺术诗学等重要命题，但其论述之出彩部分应在中印古典诗学（即梵语诗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话语如味论、韵论、庄严论（修辞论）等的比较研究上。 　　《比较》是当今中国学界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它利用中印诗学比较研究的实绩，突破了前述所谓“中西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范式，在中西诗学比较和中国学界目前了解不多却成就斐然的印西诗学比较之外，开拓了世界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度空间”。多年以前，《比较》一书的主持人郁龙余曾经撰文指出，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实际上已经来到中国，但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靠数量来支撑，它的巩固有待于质量的提高，而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是视野不够开阔。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和西方文论的两点一线上来来回回地进行比较研究，比较诗学研究的第三度空间难以建立，多维视野难以形成。引进东方文论后，情况就有了明显改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东方文论，我们真正有资格谈世界文论了”（郁龙余48）。在世界比较文学界将眼光逐渐投向东方的今天，《比较》的出版，即中印诗学比较这个第三度空间的开拓，使得我们更有资格谈论比较诗学。 　　《比较》一书在进行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论述时，不时以西方诗学为参照，体现一种科学而自觉的比较意识。作者认为：“研究比较诗学仅仅在A与B两者之间进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第三者C，即我们称之为‘第三者原则’”（郁龙余等4）。中印诗学比较研究的最佳第三者就是西方诗学。该书切实贯彻了这一思路。如绪言中论述中印西诗学性格差异及其产生原因，便是明显一例。第一章“中印诗学发生”对西方、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诗学”溯源，也是颇具功力的例子。第十章“中印经典诗学例析”论述《文心雕龙》与《舞论》时，西方诗学的开山之作《诗学》被适时地拿来作为有效的论述参照。其它章节的比较论述也渗透了这种中印比较为主、兼及西方诗学参照的三维立体研究方法。通过这种三维立体式的诗学比较，以往在中西诗学比较中隐约模糊甚至被遮蔽忽视的一些问题逐渐露出水面，从而为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这无论是对已具规模的中西诗学比较，还是对刚刚兴起的中印诗学比较本身，都是极具学术启迪意义的。 　　《比较》不仅开拓了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深化了中印文化关系研究，还可以视为东方诗学比较研究领域的第一块里程碑。这在客观上也是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