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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生态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 　　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物资，粮食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粮食安全的警钟必须始终长鸣。近年来，国家通过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5年增长。但是，随着我国农业发展步入新阶段，粮食继续增产的压力在不断加大，难度在增加，尤其是要进一步促进粮食稳产高产，正面临着农业资源环境的关键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期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实现持续有保障的粮食安全。持续有保障，是粮食安全的题中应有之意，从生态风险防范的角度，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深化粮食安全的生态内涵。Douglas(1984)明确提出了“农业可持续性”问题，翟虎渠(2004)赋予了粮食安全以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层次，温铁军(2006)揭示了粮食安全背后的环境污染问题。(2)考察粮食安全的生态成本。陈波(2007)将其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赵予新(2008)将其分为经济支出、利益损失和机会成本，周立(2009)分析了片面强调农业产业功能对于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系统破坏的可能代价。(3)探讨粮食安全生态风险的来源。蓝海涛、王为农(2007)分析了中长期城市化和工业化趋势将加剧粮食生产的耕地和水资源短缺矛盾，余方镇(2007)分析了过多的粮食生产不利于生态安全，Brown(1994)指出环境破坏、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过度采伐、水资源不足等制约了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4)寻求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和治理的路径。丁声俊(2008)指出粮食发展必须走“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道路；朱新华、曲福田(2007)分析了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梁世夫(2005)、肖国安(2005)提出对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进行改进；BuesandDunlop(1998)将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农业措施作为生态农业发展的衡量指标；GowdaandJa-yaramaiah(2003)在评价印度的水稻生产时，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九项指标。 　　 　　国外研究所形成的公共物品供给、可持续农业和生态平衡发展等理论构成了粮食安全生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基石，国内研究侧重于从不同角度着力分析和解决局部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欠缺对粮食安全内外部生态风险统筹考虑，综合把握粮食安全的生态成本及其生成机理、诱发因素、传导机制、防范办法等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如果从新时期实施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全国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战略目标来审视，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破题。因此，这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又具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工作。 　　 　　二、粮食安全生态风险的生成机理与传导机制 　　 　　粮食生产有赖于耕地、水等要素资源和一定的环境条件，因此必须注意到粮食安全的代际公平，即必须在不以牺牲子孙粮食安全为代价的基础上，有效保证当代的粮食安全，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的粮食安全。因此，粮食安全保障必须着眼于可持续性，高度关注并切实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积极防范粮食安全生态风险。 　　自1974年FAO首次界定“粮食安全”概念以来，由于世界各国发展阶段和自身资源禀赋的不同，粮食安全政策重心不尽一致，从而使得粮食安全的内涵不断拓展，仅FAO对此就曾先后作过三次表述，诸多专家学者的阐释更是具体涉及到了更多领域和因素。但其中，一个最基本而又最核心的层次却在不经意间地被“边缘化”，而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即从可持续的角度理解粮食安全的内涵。对这一层次关注的欠缺，正导致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日益增强，并使粮食安全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如图)。 　　首先，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一方面强化了粮食供求紧张的形势，一方面也带来工业用地、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使得边际土地压力加大；长期低劳动力成本、低生态成本的路径依赖，也使得转变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需要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转变尚未完成之前，其对农业资源环境的损耗和污染将是不可避免的代价；过度技术创新如基因技术等，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隐患大大增加，这些都在蚕食农业的生态承载能力。 　　其次，长期以来，对粮食安全生态风险的关注不够，使得农业生态建设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并面临工业点源污染与农业面源污染叠加的严峻形势；同时，由于环境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等所引发的自然灾害，不仅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而且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加剧了对粮食生产自然风险的不确定预期。据统计，建国以来，平均每3～3.5年出现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由于农业生态承载能力低，导致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