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廉政思想对防治习惯性腐败启示.docVIP

董必武廉政思想对防治习惯性腐败启示 　　【摘 要】 董必武一生一直以清廉束己，从不以功臣自居，给我们树立了清廉的榜样。我们每位干部都要向他学习，始终保持对贪污腐化思想的高度警戒，在金钱的收买面前能义正辞严的拒绝，在工作中能对自己及周边的同志约法三章，在位高权重时不以“官老爷”“自居；将清廉养成习惯，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为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做出表率。 　　【关键词】 董必武；廉政思想；习惯性腐败；廉政建设；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官员的贪污腐化就最容易刺激人们最敏感的神经，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使党在人民心目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受损，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的加剧，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董必武的廉政思想及廉洁从政行为，加强对“习惯性腐败”的预防工作。 　　一、董必武勤俭从政、以身为范的服务理念对防治“习惯性腐败”的启示 　　董老一生都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自勉。董老自幼受“诗书继世，朴诚传家”家训的熏陶，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在生活上朴素自立，不求物质享受，奉行勤俭从政、廉洁为官。董老的这句座右铭，是对董老自己为官之道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养成良好的为官习性来防腐拒变的一种警示。 　　当今社会的腐败部分根源在于一种习惯，一种对有权就有钱的思维模式的习惯，一种对物质享受追求的习惯。在经济社会急速发展的今天，诱惑无处不在，而对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用权来交易钱的“糖衣炮弹”是无时不在。如果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诱惑下，他们把持不住自己的立场，丧失了自己的党性，忘却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宗旨，迷恋上了物质享受，就会逐渐把公款吃喝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把迎来送往看做避之不去的应酬，把以权谋私看做正常的人情世故，慢慢的从物质上的享受演化到精神上的沉沦，堕入“习惯性腐败”的深渊。这就像有名的“温水煮青蛙”一样，由于青蛙在舒适的温水中自得其乐以致最后丧生。其实不少官员的贪污史亦是如此，不法者拉拢官员往往是从小恩小惠开始的。大贪巨贪们的“处女贪”，据有关专家统计大多在数百元到两三千元之间。因为这些钱远远达不到犯罪的标准，收受者不用怕因党纪国法的追究而累及自己的政治前途。沉浸于这种有所付出就有所得的舒适感觉中，贪官们生理上的条件反射慢慢丧失殆尽，心理上的警惕性开始逐渐瓦解直至钝化。最终只有落得个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下场。 　　而纵观董老的一生，是时刻把勤俭为人、廉洁为官挂在嘴边，放在心里，只求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什么，不求国家能回报他什么。董老总是视自己为人民的公仆，以党和人民的“老牛”自勉。北伐时期，为了将武汉置于自身的掌控之中，蒋介石想方设法拉拢董老。派人数次收买董老，被董老义正辞严的拒绝道:“只要蒋总司令革命，我董必武坚决拥护；我们为的是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地位”。董老从革命起就树立了自己的立场“不计个人得失”、“不计名利地位”，董老深知在名利地位面前有第一次伸手，就有第二次的沉沦，就难以把持住自己的原则与立场，养成了以权谋利的习惯，就难以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容易犯错误，丢失自己的党性，忘却“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的革命目的。 　　1949年11月董老因为公事出差到南京，针对同行工作人员想索要一辆黑色别克小汽车的想法，董老十分严肃的说道：“我和你们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你们若是违反了,我就送你们到公安局去。”［1］因为董老知道我们国家才建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近代工业只占全部经济生产百分之十，小生产占百分之九十”。这样的条件下切不可搞特殊化，抱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心态向地方索要东西。董老在1949年5月10日的《努力做好政府工作》中就指出了“特别要求党员同志，要以身作则，重视政权工作，须知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便是掌握政权，进而通过政权来发号施令，为人民谋福利。所以要求各位同志，不应过分考虑地位、兴趣、待遇等，而是要服从工作的需要。”［2］如果党员同志一旦向地方索要东西，利用权力搞特殊活动，收受别人的礼物，就会形成不好的社会风气，引起别人的效仿，增加腐败的犯案率。董老知道要想树立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3］必须通过自己的所言所行树立表率，养成不收一点小恩小惠的习惯，赢得民众的支持与信赖。 　　1957年，董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安排了一个大院子给董老，董老毅然搬离了中央配给的大院，对家人细心的解释到：“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