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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碑颂对诗经典故体式运用
蔡邕碑颂对诗经典故体式运用
摘要:蔡邕的碑颂具有明显的经学背景,与《诗经》的关联极为密切。蔡邕本人为《鲁诗》传人,并且与当时的许多《诗经》传人有直接交往。蔡邕所写的碑颂大量运用《诗经》典故,主要取自雅诗。他在取用《诗经》典故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诗经》典故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蔡邕碑颂密集地运用《诗经》典故,碑颂的传文和铭文模拟《诗经》的体式,具有《诗经》的风格,体现的是经学对文学的渗透。
关键词:蔡邕;碑颂;《诗经》;经学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3-0117-03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硕学鸿儒,他在文学和经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由于目前存世的有关蔡邕经学传承的文献资料较少,学者们对他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很少有人涉及经学领域。实际上,蔡邕的经学背景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蔡邕存世的作品中碑颂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碑颂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运用了很多经学典故,碑颂的行文具有经学典籍的风格特征。本文即以蔡邕的碑颂作为研究对象,以其碑颂中的《诗经》典故作为切入点,考察蔡邕碑颂对《诗经》典故运用及对《诗经》体式的效仿,以此来透析东汉文学与经学之间的关联。
一、蔡邕对《鲁诗》的传播及其与《诗经》传入的关联
蔡邕是《鲁诗》的重要传人。蔡邕对《鲁诗》的传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蔡邕在《独断》中对《诗经?周颂》中的三十一首诗逐一作了解说。第二,蔡邕在《琴操》的琴曲解题中也有对《诗经》篇目的解说,涉及的篇目主要有《鹿鸣》、《伐檀》、《驺虞》、《白驹》。第三,其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诗经》典故,或者借以抒发自己心中块垒,或者借以赞美他人功勋业迹,实际上,这种典故的运用也是对《诗经》的传播。
东汉末年经学传承中师法、家法的藩篱逐渐被打破,经学之士的视野更为融通,各学派之间的交流愈加频繁。钩沉史籍可以发现,作为《鲁诗》传人的蔡邕和当时的许多《诗经》传人有着密切的交往或关联。
1 与刘宽的关联
刘宽,字文饶,东汉末年韩诗学派的重要传人。《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据《后汉书?杨赐传》记载:“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由此可见,刘宽曾和杨赐同朝为官而且关系十分融洽。蔡邕和杨赐交情笃厚,且刘宽去世之后蔡邕撰有《太尉刘宽碑》,依此推断,蔡邕和刘宽之间交情也非一般。
2 与蔡朗的关联
蔡朗,字仲明,和蔡邕是同乡,是东汉末年《鲁诗》传播的重要人物。“以《鲁诗》教授,生徒云集,莫不自远并至。”蔡朗辞世后,蔡邕为其撰写脍炙人口的碑文《琅邪王蔡朗碑》,依此推断二人之间交情应该很深。
3 与胡硕的关联
胡硕,字季睿,是胡广的少子,东汉《韩诗》的重要传人。“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博综古文,周览篇籍。”蔡邕是胡广的学生,和胡氏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胡硕去世后,蔡邕为其撰写了碑文《陈留太守胡硕碑》。
4 与赵晔的关联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是东汉末年韩诗学派的重要传人。《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蔡邕为汉末大儒,由蔡邕的叹服足见《诗细历神渊》的博大精深。且蔡邕曾浪迹吴会达十二年之久,赵哗亦为会稽名人,两人有着交往的客观条件。即便二人不曾直接往来,由蔡邕的对《诗细历神渊》的推崇,足见其对蔡邕影响之深。
二、蔡邕碑颂所用的《诗经》典故
蔡邕对《诗经》的传习及其和《诗经》传人的交往,对其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蔡邕所作的碑颂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蔡邕的碑颂中运用了大量《诗经》典故,它们在分布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所取典故集中出自雅诗特别是《大雅》,而引自风诗和颂诗者较少。笔者对《太尉杨赐碑》等29篇碑颂的统计发现,共引《诗经》典故78处,其中37处出自《大雅》,20处出自《小雅》,两者合计达到57处,而出自风诗和颂诗部分的一共有21处,二者相差悬殊。另外,出自《大雅》的典故多集中在《文王》、《?A民》、《崧高》、《生民》、《民劳》、《常武》几篇,对于《大雅》的其他篇目也较少涉及。也就是说,蔡邕碑颂在《诗经》中选取的典故,其分布是不平衡的。
第二,各篇碑颂所用的《诗经》典故也有多寡之别。运用《诗经》典故最多的是《琅邪王傅蔡朗碑》、《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司空文烈侯杨公碑》、《祖德颂》、《陈留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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