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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增值评价发展及启示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高校办学质量和效果的诉求不断攀升，增值评价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重要评估手段。高等教育机构逐步重视学生的学习成果，提供学生学习的证据，使院校之间具有可比性，同时也为政府、学校、家长和学生提供可参考的直观数据。探讨美国大学增值评价的背景、内涵及利弊，同时阐述其对我国本科教育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美国大学；增值评价；优劣势；启示 　　作者简介：黄延梅（1989-），女，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5-0016-02 　　一、美国大学增值评价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教育质量危机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过去以标准分作为教育评价标准受到广泛质疑，如何让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如何对学业的成败归因成为教育研究的重点。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评价教师和学校教育，教育评价机制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教育问责制度应运而生。1984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威廉·桑德斯和麦克斯·罗伯特通过学生的学业进步幅度评价学校对学生学业成果所起的作用，着重关注中小学生学生的学业成就及其影响因素，并逐步将其应用于教师评价。[1]增值评价发轫于基础教育领域，主要用于评价教师教学效能，其广泛影响逐渐扩散至高等教育领域。 　　继美国基础教育（K-12）受到问责之后，高等教育成为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领域。高等教育质量由哪些因素决定、应该如何促进教育改革和提高大学质量成为关键问题。为了改善美国高等教育目前的状态，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确立了高等教育迫切需要改革的四大方面：高等教育普及性问题、高等教育可负担性问题、高等教育绩效评估问题、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2]2006年高等教育未来委员提交了最终报告《领导力的考验：规划高等教育未来》，进一步指出美国高等教育需要“从一种主要以声望为基础的体制转向以效绩为基础的体制”。它强调急需发展问责机制来确保教育质量，促进学院之间学生学业成果的相互比较，为学生的学业进步提供增值信息。 　　高等教育问责制对学生学业成果评估的关注日益增强，联邦政府强调关注学生在学期间的学习结果，高等教育未来委员指出院校间缺乏可参照的数据进行比较，要求高等教育机构采用质量评估工具衡量学生的学习以提高教学效率。美国认证机构把各院校学生学习成果列为认证过程的一部分，要求各院校提供学生表现的统计报告，随之40多个州建立起问责机制或统计报表制度，其中27个州形成了正式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主要是从227绩效指标中汲取与学生学习相关的指标。另外，大学学习费用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公众对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收获的关注。在1978～2008年间，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年均就读费用从2303美元上升至6585美元。[3]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家长和学生很想知道：为何大学学费的上涨比通货膨胀率、消费物价指数以及其他相关指标的上涨速度还要快？美国公立高校面对这些责问，必须向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证明他们很好地利用教育投入成本，而且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二、美国大学增值评价的内涵 　　美国传统的评估机构已有多种类型的评价标准，包括毕业率、学生/教师比例、入学平均测试（即SAT、ACT）成绩、教师资源和其他的人力资源、学生的种族和族裔比例。另外，学生的相关调查也广泛用于评估院校质量，主要包括学生对学习经验的满意度及毕业之后的生涯规划。这些数据为院校的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学生学习成果的直接信息，这也进一步驱使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要求各院校能够为学生学习成果提供直接的量化比较。 　　为了回应公众要求各院校提供学生学习成果的证据，一个以评估核心教育成果为重点的美国大学自愿问责系统（VSA）因此建立，它由美国两大高校联盟——“美国州立学院及大学协会”和“美国公立及赠地大学协会”联合发起成立。它的主要实现形式包含学生与家庭信息、学生经历与体会以及学生学习结果三方面内容，注重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自愿问责系统选择三个标准化的测试用于测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包含ACT开发的大学生学术熟练程度评估（CAAP）、ETS开发的学术熟练程度与进步的测量（MAPP）以及由兰德公司和教育资助委员会开发的大学学习成效评价（CLA）。[4]之所以选定这三种测试，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这些测试包括对书面沟通和批判性思维的评估；这些测试的成果已经得到了广泛采纳，从而更容易被各院校接受使用；研究显示这些测试还考虑学生的心理因素。[5]各院校可以灵活地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问责方式。为了衡量学生学习成果，该自愿问责系统引进了“增值”概念。 　　美国高等教育评估专家奥斯汀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