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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及对我国启示 　　摘要：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在促进公司与股东和解、实现纠纷诉讼外解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由公司治理结构和社会传统所决定，美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内容架构具有明显特色，并对该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公司法》有必要从中借鉴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促进其诉讼外纠纷解决功能的有效发挥。美国的股东派生放讼前置程序制度框架对我国诉讼外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启示：重视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平衡作用，确定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合理请求对象，增加法院对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审查，以及强化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程序法地位。 　　关键词：非讼解纷机制；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纠纷诉讼外解决 　　2005年10月第三次修订的我国《公司法》在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同时规定了前置程序，要求股东在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必须首先请求公司出面就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只有在公司拒绝或怠于向侵权行为人提起诉讼时，股东才能取得对公司利益的代位权，向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在2013年《公司法》的最新修订中，该制度继续得以保留。毋庸置疑，股东派生诉讼虽起因于公司法律问题，但由于其程序运行仍须遵循民事诉讼的轨道，因此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因而也属于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当前，随着我国登记立案制度的实施，法院面临的诉讼压力势必加重，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压力。域外实行立案登记制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大量成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对案件进行分流，有效避免了诉讼爆炸式增长。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因其所处时段的特殊性，能够在诉讼之前实现纠纷的化解，从而必然会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1]但遗憾的是，有学者虽从纠纷解决视角就我国民事诉讼前置程序的基本类型进行过专门探讨[2]，但或许因为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被规定在《公司法》中，学界多从该部门法视角展开讨论，罕有从民事诉讼前置程序这一本质属性出发展开研究的。鉴于此，本文拟以美国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为样本，通过对其诉讼外纠纷解决功能的考察，探讨我国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 　　一、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功能 　　本质上，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是在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强制设置的一道由股东征询公司是否由公司自己提起诉讼的程序。如果经股东请求，公司同意自己提起诉讼，那么就由公司作为原告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如果公司明确拒绝股东的请求，或对股东的请求置之不理，股东方能作为原告提出由公司直接诉讼所派生出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即股东派生诉讼。对于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在《公司法》层面的功能或价值，学者已多有论及，况且本文是在非讼纠纷解决的视角下展开分析的，因而对此不再赘述。笔者关注的是，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作为民事诉讼前置程序的一种，是否具有诉讼外纠纷解决的功能？如果有，这一功能又是如何发挥的？因为乍看上去，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只是一个股东“请求”或“询问”公司的程序，与劳动争议仲裁等民事诉讼前置程序不同，它不是在争议双方之间展开的，本身似乎并不能直接解决纠纷。 　　众所周知，民事纠纷有三种解决方式：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仅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展开，没有第三方的参与，因此如果该程序具有纠纷解决功能的话，只可能通过私力救济方式，即通过和解来实现。而欲回答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是否具有使纠纷和解的功能，则必须回到该程序的运行中去，分析股东“请求”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公司对股东“请求”行为的反应。从理论上讲，股东的“请求”无非导致两种结果：公司提出损害赔偿之诉和公司不提出损害赔偿之诉。在第一种情形下，股东派生前置程序本身并没有使原有的侵权纠纷得到解决，只是起到了推动公司提起诉讼的作用。第二种情形则略显复杂，公司不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既可能是因为公司认为股东的请求不合理而拒绝提起，也可能是因为公司和股东达成了协议，认为通过诉讼解决原来的侵权纠纷不必要。因此在第二种情形下，实际上包含了使纠纷得以和解的契机：一方面，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要求股东在提起诉讼之前与公司先行交涉，这会敦促公司积极采取措施使侵权方予以合理补救，从而让股东愿意放弃诉讼的打算而达成和解。股东派生诉讼的提起将使国家公权力介入公司纠纷的解决，有可能造成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情绪对立，影响公司内部团结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前置程序的设置则可以使股东在公司拒绝起诉或怠于起诉的情况下，能够提起基于公司权利的“派生”诉讼，阻却股东直接超越公司诉权的可能，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原始”诉权，尊重公司的独立判断，并能为股东与公司之间有可能出现的矛盾局面创造一个缓解的机会；另一方面，强制性地要求股东在提起派生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