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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中基本对立概念辩证阐释 　　摘要：本文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探讨翻译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及翻译方法的规约限度，认为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指导关系，翻译方法的区分只是差异互补的模糊概念。将翻译研究与哲学辩证观相结合，有助于客观地描述分析翻译现象，深入认识翻译的过程与本质。 　　关键词：二分法；翻译理论；翻译方法；辩证观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3－0076－04 　　 　　一、引　言 　　 　　翻译过程可以看作译者在原文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其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人们在分析矛盾事物时，常常以对立的观点讨论矛盾双方，希冀使错综复杂的现象呈现出规律或秩序，显现出可以清晰把握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到对翻译问题的解释上，就是翻译研究中普遍应用的二分法，即把翻译所涉及的问题分为对立的两大类进行对比分析，其中最基本的对立概念就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以及翻译方法中直译与意译、翻译理念中归化与异化的对立。二分法的积极作用是可以“将考察对象加以逻辑分割”，缺点则是“倾向于将划分出来的两大类对立起来，既看不到二者的重合点，也看不到两大类之间的灰色地带，否认多元性”。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应该以辩证法作为翻译哲学的认知基础，重新认识翻译观念中的二元对立结构，把翻译研究与哲学的系统辩证观结合起来。辩证法反对用绝对的、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主张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辩证统一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具体形态是可变的、相对的，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是可变的、相对的，不断深化的辩证过程。”翻译研究与辩证法的结合有助于避免主观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倾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辩证视野之下探讨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对立概念，即翻译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以及翻译方法与翻译理念的规约限度，以期更好地认识翻译研究中二元对立之间的“灰色地带”。 　　 　　二、翻译理论的辩证阐释 　　 　　翻译研究是对翻译实践及其相关因素的理论探讨。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相应的抽象思索与理论。“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隐含了一定的理论”(陈向明2000：318)。然而长期以来，翻译理论的地位一直因其实用价值的模糊性而受人质疑，如同凯利所说，“优秀的翻译从不依赖完整的理论”，“倘若翻译的存在取决于理论，早在西塞罗出现之前翻译行为即已消亡。”因此，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是所有翻译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广义的翻译可以泛指一切理解和表达活动，为了论说的明确，我们这里对翻译的定义仍然是狭义的语言转换行为，即将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字化的内容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重新表达。语言的表述和理解是人的基本能力，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语言表达和理解的界限也就是人们生活的界限。为了跨越语言疆界，达到普遍的理解与交流，人们必然诉求翻译。语言和思维相生相伴，人类的思维活动是无限的，语言的复杂性也是无限的。翻译活动承载了人类语言的复杂性，而且远比单语表达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转换必然涉及到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的主体性、受众期待等诸多问题。 　　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直接决定了翻译理论的局限性、滞后性与相对性。正因为此，创立翻译普遍模式或普适理论的努力并未引发译者的兴趣。创造性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特性，由有限的语法规则可以衍生出无限多的词语的排列组合，无限多的语句以至篇章。洪堡特(Humboldt)强调语言的无限衍生性，认为“语言决不是产品，而是一种创造活动”，并由此提出，所有的翻译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同时他又认为语言是人所共有的天性，人们具有先天的普遍的语言能力，由此翻译成为可能。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视角观察就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因为表层的现象总是深层本体的部分显现，而不是本体自身。研究者期望寻求普遍规律，建立翻译的普遍模式。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有两种体现。一种是先提出假说，以个案分析对所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一种是先进行个案分析，然后在对个案现象的描述之上进行解释，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与效果，试图从分析结果中推出普遍规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面对人的主体性、语言的创造性和艺术性，个案分析对问题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都非常有限，不可能由此推出不受质疑的普遍真理。研究者得出的只是在某些语言环境下适用的翻译模式，而翻译模式适用范围的相对性也为译者留下了自由选择与发挥的空间。这与“理论指导实践”的传统思路无疑是相悖的。 　　翻译活动最终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却又自成整体的文本，借用本雅明(Benjamin)的比喻，这就犹如花瓶的无数碎片，拾起眼前钟爱的几片不等于已经发现花瓶的全貌。实际上，我们无法期望一种理论所具有的解释力能够涵盖相关实践的方方面面，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