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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唐四言诗唱和成因及其文学史意义 　　摘要：魏晋时期大量创作四言诗的现象，在唐初贞观年间的宫廷诗坛重新出现，部分被收录于《翰林学士集》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许敬宗等一批深受南朝诗学熏陶的宫廷诗人，继承了传统四言诗的雅?主题，仿效诗经句式，重拾两晋时期的四言诗风，在宫廷唱和活动中进行新的创作。其产生的原因既与当时流行的雅正中和文学观密不可分，又受到统治者审美趣味的引导，同时也和郊庙音乐的创制之时代背景相关。它既是南北朝宫廷诗学观念的延续，也是唐代宫廷唱和活动中四言体式的“绝响”，对唐代的复古派诗人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初唐四言诗；宫廷唱和；《翰林学士集》；成因；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4-0147-006 　　先秦以来，四言诗作为中国最早的诗体，在经历了汉魏两晋的发展之后，在南朝陷入低谷，在唐代更是不为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唐时期的宫廷唱和诗集《翰林学士集》残卷中，保存着部分四言诗作。初唐宫廷诗人何以对这种已经几乎被遗忘的诗体投入如此大的兴趣，并在宫廷唱和活动中加以运用，其原因值得深究。在前人著述中，对初唐诗学与唱和活动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涉猎。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通过唐人集会总集与相关诗人群体活动的关联，考察宫廷诗人群的作品风格；尚定的《走向盛唐》则对初唐诗风的渊源与演变进行了新的探索；岳娟娟的《唐代唱和诗研究》从唱和诗的角度探讨初唐宫廷诗歌的得失与变迁；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李定广、陈伯海合著的《唐诗总集纂要》，陈伯海的《考索》，吕玉华的《太宗朝诗风与》等。这些论著各有所长，但对于初唐宫廷诗人的四言诗创作部分均涉及不多。忽视初唐宫廷诗人的四言诗唱和活动的文学价值，会妨碍我们对南北朝初唐诗歌流变规律的认识理解，故本文拟从《翰林学士集》中四言唱和诗切入，探究传统的四言体式在初唐宫廷唱和活动中复兴的原因，结合汉魏以来的四言诗创作传统予以分析解读，探究初唐宫廷四言唱和诗的诗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一、《翰林学士集》中四言唱和诗人群 　　对南朝诗学的接受 　　从四言诗发展的轨迹来看，在先秦的《诗经》四言体大量产生之后，历经两汉的发展，在魏晋时期文人四言诗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语言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曹操、阮籍、嵇康等人皆有较为成熟的四言诗作品。西晋太康时期，四言诗被视为雅音，挚虞《文章流别论》就说：“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陆机、束皙、傅咸是当时四言诗创作的代表作家。永嘉南渡之后，玄言诗兴起，四言诗更是被视为铺叙玄理的合适体裁，王羲之所组织的兰亭集会，四言诗的创作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陶渊明甚至被视为四言诗的“最后的作家”。南北朝时期，普遍被认为是四言诗的消歇期。但是在谢灵运、颜延之、沈约、萧统等著名作家的诗集中，依然可以看到一定数量的四言诗作品。其主题内容大都是释奠、应制、赠答之作。对于四言诗与五言诗在体裁上的区别，刘勰与钟嵘都予以了关注。《文心雕龙?明诗》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2]钟嵘《诗品序》评论四言诗：“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3]这些文学批评著作，均肯定了四言诗的文学地位，同时钟嵘也指出四言诗在南朝“世罕习焉”的事实。在南北朝后期，集南北诗歌大成的庾信其诗歌虽以五言为主，但其创作的北周郊庙歌词均为典型的四言体，对后世影响很大。入唐之后，唐诗中绝少四言，钱良择《唐音审体》甚至说：“唐人四言诗甚少，录之仅得三首。”[4]其实，在初唐诗歌选本《翰林学士集》中依然保存着十七首唐人的四言唱和之作，唐人如若菲薄四言，何以在宫廷诗歌创作中较多采用？唐人对于四言诗创作的态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话题。 　　今存《翰林学士集》之残卷中收录唐人四言诗共计十七首，分别为郑元?q、许敬宗、于志宁、沈叔安、张后胤、张文琮、陆?|等七人之唱和作品《四言曲池?T饮座铭并同作七首》，以及许敬宗之《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十章（此联章体一首十章，实为十首）。许敬宗之诗虽是应制之作，实则亦属于唱和范畴，当时必然有同题唱和作品，可惜亡佚殆尽，本文一并讨论。 　　关于诗歌唱和活动的时间，学者存在不同见解：据傅璇琮、陶敏考证，《曲池?T饮座铭》唱和诗作于贞观四年[5]，彭庆生《初唐诗歌系年考》从其说[6]，然贾晋华先生在《唐代集会总集诗人群研究》书中则认为当为贞观八年。[7]许敬宗《四言奉陪皇太子释奠诗一首应令》的诗歌本事，据《唐会要》卷三十五《释奠》记载：“（贞观）二十年二月，诏皇太子于国学释奠于先圣先师，皇太子为初献，国子祭酒张复裔为亚献，光州刺史摄司业赵宏智为终献。??而就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