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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先秦儒家；礼制；合法性；仁；人性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2-0060-04 　　李国娟(1970―)，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上海 200062) 　　本文为上海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项目“面向和谐社会的儒家礼文化研究”(项目编号：060S03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古代礼文化的‘致和之道’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07BZS0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合法性”是西方政治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权力、统治秩序心悦诚服地认同。韦伯说：“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可见，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存在于各种统治形态中。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达两千年之久，从思想层面上，人们往往将这归因于自董仲舒起的“儒术独尊”地位。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儒学之所以能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走向汉代以后的一家独尊，儒学所倡导的礼制秩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在中国延续几千年之久，是与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分不开的。 　　 　　一、天命陨落与礼制合法性危机 　　 　　中国古代的礼，是一个包含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含义的概念。它源于上古时期的祭祀，后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左传》曰：“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礼看做条理天地、总章万物的根本法则，及社会行为的具体准则。 　　问题是，源于祭祀的礼为何能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礼制规范呢?换句话说，礼制发挥规范行为与社会整合功能的合法性根源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服从礼的规范?这就要从礼的起源来看。在古代，长期靠天吃饭的古人，自然地赋予天以主宰地位，认为季节变化、时令推移，都由天决定，在低下的生产力、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对天不仅倾心崇敬，而且心有畏惧，并因此创制了祈福的礼。《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这种起源于祭祀活动的礼，在原始人类只有依靠群体力量才能生存的条件下延及血缘宗族之间，逐渐形成等级差序的礼俗、礼教、礼制等不同层次的规范准则，《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记?礼运》说“夫礼必本于天”，《郊特牲》说“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可见，礼是以天地为依托的，礼制就是一种“天秩”、“天理”，是合乎天道的永恒规则。天命赋予礼权威与存在的合理性，天命秩序构成礼制秩序合法性的终极根源。 　　但是，春秋以降，作为礼制秩序合法性根源的天命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天命的神圣性与超越性逐渐被消解。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殷商时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绝对尊神时代的终结。天命虽仍然在形式上为王权的最高原则，但它对于人世的控制明显减弱。另一方面，自然之天的观念开始取代意志之天的信仰。伴随着天命秩序的陨落，天道信念也开始发生极大动摇，自然主义理想逐渐兴起。春秋以降，“天”已逐步转变为自然存在，郑国大夫子产就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则“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天命的陨落和天道观的转变使天丧失了不言而喻的至上权威，以天命秩序为基础的礼制开始遭遇合法性危机，礼制规范也因而开始屡遭破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制遭到怀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孔门弟子的宰我对丧礼提出质疑，要求修改三年丧制。宰我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丧礼是周礼最重视的礼制之一，这表明礼制遭到怀疑已是普遍现象。其次，礼制遭到破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鲁国是周礼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季氏等统治者自身都不遵从礼的规定，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