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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公与传统伦理政治模式确立 　　〔摘要〕伦理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开创伦理政治模式的鼻祖是周公。周公“神人相分”的天命观第一次融入了“以德配天”的道德内涵；周公确立的“德”、“孝”道德观念与制定的“礼”、“乐”行为规范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作用。周公建立“明德慎罚”、“保民重民”的伦理政治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周公伦理政治模式德治仁政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08)05??0066??04?? 　　 　　?ぶ谢?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并以推行“仁政”为理想政治模式。然而，“礼仪之邦”的称誉也好，“仁政”模式也好，并非从中华民族有史记载即形成的。开创“礼仪之邦”的时代应该说非周代莫属，而奠定中华民族和谐文化及周代“德治”、“仁政”伦理政治模式的功臣则应首推周公。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构成了中华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经儒家继承和放大后成为影响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而周公“德治”、“仁政”的施政理念和纲领经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则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模式的“先驱”和“样板”。 　　 　　一、夏、商的愚昧与暴政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自禹被舜推举即位后，即开始把氏族部落联盟会议变成了自己独断专行的机构。据古文献记载：“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8226;饰邪》)“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8226;哀公七年》)禹召集诸侯不仅要诸侯缴纳玉帛，还将晚到的部落首领杀死，并制定了严酷的刑法(“禹刑”)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足见禹已完全破坏了氏族制度的平等原则，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禹的儿子启是个好酒纵欲、奢侈腐化的人，禹死之前却有意培植他继承了王位，彻底破坏了氏族部落的“禅让”制度。启继位后一方面以严刑酷法为统治手段，另一方面又假借“天命鬼神”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作论证，对道德的社会调控作用置若罔闻。据史书记载：“有夏昏德，民附涂炭”(《尚书#8226;仲虺之语》)，“夏王灭德作威”(《尚书#8226;汤诰》)。这种崇尚天命、依赖酷刑、轻视道德的思想和做法一直持续到夏末。夏的最后一个君王桀曾把自己比做天上不落的太阳，只要太阳不落，他的统治地位就存在。奴隶们恨恨地说“时日害(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8226;汤誓》)。可见当时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社会动荡不安，毫无和谐可言。夏桀终因荒淫无度和滥施暴政而导致夏朝灭亡。 　　商初统治者吸取了夏朝忽视道德而导致覆灭的深刻教训，开始重视道德的作用。周公在对殷民的诰令中也承认：“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尚书#8226;多士》)然而，相比之下商朝统治者更为重视的仍然是“严刑酷法”和“天命鬼神”的作用。帝乙之后，商又逐渐重蹈夏王朝之覆辙。商代是以刑法著名的朝代。《左传#8226;昭公六年》说：“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商的刑法极为残暴，史书有所谓“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记#8226;殷本纪》)的记载。据说周文王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孔子曾赞美说：“仁哉文王，经千里之国，而请炮烙之刑。”(《左传#8226;昭公七年》)这说明周统治者是不赞成商代施行残酷的刑法的。 　　然而，严酷的刑法并不能使社会稳定，奴隶逃亡、起义频繁发生。所以商朝统治者又十分重视依靠“天命神鬼”的权威力量来愚弄人民。所谓“商俗尚鬼”(《尚书表注》)的说法是符合商朝实际的，史书记载：“殷人尊神，北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8226;表记》)，说明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主宰了殷人的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可见，商初统治者虽然有了一点自觉的道德意识，也提出了个别较抽象的道德概念，但始终未能建立起较系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 　　 　　二、建立“神人相分”、“以德配天”的理性主义天命观 　　 　　从夏、商暴政转为西周仁政，与周公在“天命观”上的变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夏、商两朝的天命观是“神人合一”的蒙昧主义天命观，所谓“有夏服天命”、“帝立子生商”的说法不仅仅是夏、商统治者企图神化自己、愚昧百姓的“装神弄鬼”，其实也是夏、商统治者蒙昧无知的真实写照。 　　学术界有一些同志认为，周公并没有真正的天命思想，周公的天命观只是用来麻痹殷遗民的精神鸦片，用它来神化周人的统治权威，至于周公本人并不相信天命。笔者认为，这是“拔高”了周公。周公尽管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他不可能超越时代而跳出天命神学的藩篱。更重要的是，《尚书》中记载了周公几乎逢事必卜，并严格按卜兆行事的许多史事，说明周公仍是相信天命的。周公的高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