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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社会构建与环境权实现 　　摘要：和谐社会构建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需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有的环境权学说在应对环境危机、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收效甚微。因此，对环境权的研究应当改弦更张，从产权的视角对环境权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能使环境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利，在交易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能使有限的环境资源在生产领域得到充分利用；能使环境权制度成为遏制排污、鼓励治污的制度，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 　　关键词：环境权；环境产权；环境成本；产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6－0064－04 　　 　　一、和谐社会与环境权 　　 　　和谐社会不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而是既有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妥善的调和，各种利益主体协调相处的一种状态。和谐社会基于两个基本支点：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与人和谐的物质基础，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当前社会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现象和因素，归根结底是人与自然和谐被打破的表现和延伸。因为人们之间(包括国家之间)的物质利益纷争都根源于对物质财富的攫取。有限的自然存量和无限的欲望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今天的环境危机，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人对自然环境的不友好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因此，如何把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环境质量，使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享有优美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多年来，人们为应对环境危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创设了多种法律制度，但收效甚微，环境危机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呈更加严峻之趋势。这促使我们对包括环境权理论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理论进行反思，对环境权如何在应对环境危机中发挥作用，如何从抽象走向具体，成为权利人实实在在的主张利益的法律依据进行着诸多探索，希望找到环境权的理论定位和实现路径，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功效。 　　 　　二、对环境权含义的重新审视 　　 　　综观环境权的提出和演进过程，我们会看到，环境权产生于全球性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人们是在应对各种公害事件中无路可走时想到并提出了环境权，这导致了人们在创设环境权时没有经过，也来不及经过缜密的论证和思考，使环境权理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明显的先天性残缺，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痕迹。人们在为环境权奔走呐喊时，只是一味强调“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却没有或者很少考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把《人类环境宣言》的这一条规定理解为环境权的基本内涵，或者立足于这条规定推演出环境权的定义，这样的环境权只能是抽象的、宣示性的，距离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十分遥远。学者们对环境权下了这样那样的定义，尽管定义的内容十分不同甚至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下定义的过程却十分相似，都是从联合国文件的有关宣言和规定出发，依照各国的社会现实――包括国内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和环境污染的现状和程度，实事求是地概括出了环境权的概念和权利内容的范围，从而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发达程度不同的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之间。人们享有的环境权存在着天壤之别，使环境权在事实上偏离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人权的性质和方向。这种环境权的地区差别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人们理解环境权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不利于整体统一的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应对和解决，而且有悖于环境公平这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不论是国家之间的不公还是地区之间的不公，最终都将导致人们之间的不公，这种不公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一)环境权的价值取向 　　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不仅存量有限，而且从总体上不可再生；人类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引发了环境危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是环境权追求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但不是环境权本身。传统环境权理论的误区之一，在于颠倒了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混淆了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我们创设环境权的出发点，应当是引导、规制人们合理、有效、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延缓对环境资源的耗费速度，遏止对环境资源的滥用，缓解并最终消除环境危机。这样，环境权的价值目标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相反，如果我们以目的为手段，试图通过主张这一基本权利来遏制环境危机，不仅理论上力不从心，实际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我们研究了三十年环境权，伴随着环境权理论的探索和创新，环境危机领域也出现了酸雨、赤潮、臭氧层空洞等前所未有的“创新”。因此，在对环境权重新把握和科学认识时，首要的是把颠倒了的逻辑顺序颠倒过来，摆脱过去因果倒置的思维模式对我们的束缚和羁绊。 　　 　　(二)环境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