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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语言与思维研究结论与启示 　　摘要:西方学者从句法特征、语言标记、语法和词汇差异对认知的影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也从印欧语系和汉语结构的差异试图印证中西方不同的思维轨迹。但学界并未取得共识。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对语言相对论都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反思这些研究语言的方法和结论,对研究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认知科学;语言与思维;普遍语法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174―02 　　 　　一、认知理论与普遍语法 　　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认知科学逐渐兴起,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重要代表人物有乔姆斯基和皮亚杰。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说”提醒人们透过语言表层(语法和词汇)去深入研究建立在人类遗传机制之上的语言共性。他认为儿童天生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知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从一个同一的人们生来俱有的、独立于其它认知机制的、具有自主系统的普遍语法演变而来的。皮亚杰语言反映已有的认知结构的观点直接导致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相对立的“认知假说”,其核心理论主张认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即认知结构决定语言结构。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法为我们展示出人类认识世界的另外一副路线图:“现实――认知――语言”。显然,这个理论认为,现实是认知的基础,语言是认知的结果。王寅(2007)将其归纳为四点:(1)现实是认知和语言的基础,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2)认知是现实与语言的中介,认知反映现实,依靠语言凝化;(3)语言是现实与认识的结果,同时,语言反映和影响认知,认知反映和影响现实;(4)文化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与现实、认知、语言密不可分。 　　二、针对语言相对论的证伪 　　针对语言结构对人的思维和认知的影响,许多中外学者都提出了反面的依据: 　　约翰?卡罗尔在为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2001)所作的前言中就引述了伦纳伯格和福伊尔在上世纪50年代对沃尔夫语言研究方法的尖锐批评。伦纳伯格认为:语言在表述某个事件(例如擦枪)时的巨大差异,并不一定对应于那个事件的感知差异;这种语言差异可能只是该语言内部象征方式的演化后果,一般不为讲这种语言的人察觉,正象我们说breakfast(早饭)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是“停止斋戒”(break a fast)。伦纳伯格强调,必须分别观察和描写语言事件和非语言事件,然后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论证两者之间的联系时,必须用常规的证明方式,否则语言相对论就会陷入循环的窘境,至少是同义语重复。因为,世界观差异的惟一证据就是语言差异。福伊尔的批评更加直接:如果由原因来推论结果,那么,讲不同语言的文化不会对空间、时间、因果关系、以及物质世界其他基本因素有看法上的差异,因为对这些因素的正确认识是生存的基本条件。 　　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柏林、卡尔和罗斯切深入研究了颜色词与认知的关系,提出了焦点色、类典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指出人们对颜色的认知是由人的生理构造决定的,不受其所使用的语言影响。对于人们经常引用的表达概念的词汇多少可以反映一种语言的精确度问题,莱恩斯(Lyons)的看法是:虽然爱斯基摩语中有许多词用来指不同的雪,而英语中只有Snow;澳洲许多土著居民的语言中有若干词来表示不同的沙,而英语中只有Sand,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语民族的思维精确度不如操这些语言的民族。事实上说英语的滑雪者就可能出于兴趣或者需要,用英语的词组或短语等方式表达出爱斯基摩语和澳洲土著居民的语言中所表达的意思。 　　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从根本上说,思维(而不是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与客观实在相联系的。语言学家帕尔默认为,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世界;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大脑特征;不同社会的文化需求是基本相似的;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社会之间保持联系沟通;人类语言具有共同的起源。斯坦博格(1982)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后指出:人类认知结构很大程度独立于任何自然语言的具体特征。语言有赖于思维,反过来在某些方面又作用于思维,例如对记忆、思考的内容及方向等产生影响。但语言并不影响思维的基本类型和运作。 　　这些因素都对语言相对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学术界在这一时期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产生了广泛的质疑。 　　王寅(2007)主张:语言决定论的说法显然有较大缺陷。他认为,人们在讲语言对认知和现实的反作用时,既有“反映”,也有“影响”。提醒人们的研究不要走极端,沃尔夫的“决定论”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因为,倘若按照“语言决定论”的观点,语言决定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认知,那么不同的语言就会有不同的认知,既然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认知不相同,它们之间又如何能够互相理解呢?又如何解释不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