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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辨认程序制度反思与比较考察 　　[关键词]辨认程序；制度原理；运作机制 　　[摘要]辨认是侦查实践中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侦查行为。但是，由于人类认知与记忆能力方面的局限导致辨认结果并不一定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真实。在保证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和辨认程序的会正性方面，西方法治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制度经验。当前，我国刑诉法修改在即，辨认程序在制度上的缺位与理论上的缺席亟需改进，为此从制度原理与运作机制等程序维度来考察辨认程序较有裨益。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7)05-0163―06 　　 　　一、问题的导出：制度与理论的“盲点” 　　 　　在刑事侦查程序中，辨认，作为一种侦查行为，主要是指由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相关的物品、文件、尸体等，或者由被害人、证人对犯罪嫌疑人，或者由犯罪嫌疑人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指认或辨识的诉讼活动。在辨认对象上包括了对人的辨认、对物的辨认、对场所的辨认等等。 　　辨认是侦查人员在侦查程序中最常运用的侦查措施，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侦查员几乎90％的刑侦案件要用到辨认。然而，我国对这一深入侦查日常实践的行为技术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性规范。现阶段，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中的辨认程序并未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6―25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10―215条对“侦查中的辨认”做了相应的技术性规定，缺乏“程序限权”的制度内涵。不仅技术规范本身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难以保证辨认结果的客观性，而且对辨认结果的证据效力以及对辨认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等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更是保持缄默。为此，刑事侦查实践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佘祥林杀妻错案的酿成就与辨认制度的不完善存在很大的关涉。 　　制度上的缺位并未唤起理论上的即时关注。考察当前学界对辨认制度的理论探讨主要有两种趋向：一是集中于辨认技术层面，即考察刑事侦查学意义上的辨认技术；二是集中于辨认结论层面，即考察证据学意义上的辨认结论之证据效力。尽管这两种理论进路都很重要，也是基础性的，但是如果说前者是技术维度的考察，后者是实体维度的考察的话，那么在我国当前制度规范不完备、程序规则不系统的语境下，程序维度的考察或者综合维度的考察无疑是欠缺的，也是亟需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知名学者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案中辨认制度的探讨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位，为此，即时从技术转向规范，从实体迈向程序，对制度原理与运作机制做综合性探讨，不仅可以弥补制度上的缺位，也可以填补理论上的盲点。 　　 　　二、辨认程序的制度原理 　　 　　由于辨认过程中所涉及的辨认对象或辨认结果能直接指明谁是犯罪人、哪些是犯罪的直接证据，一般而言，在涉及到辨认犯罪人的情况下，除非被告提出足够的反证，否则司法人员因相信辨认人的辨认结果极易形成被告有罪的心证。然而，这种操作模式是否恰当呢?是否需要程序机制来规制呢?或者说，建构一套较具合理的辨认程序应当对哪些制度原理有充分认知呢?笔者认为，辨认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其制度功能在于发现客观真实，但却并非一种“主观完全反映客观”的复制活动。因此，为了保证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和辨认过程的公正性，需要设置一套既应体现客观认知规律，又能体现现代法治秩序的程序规则。 　　首先，人的认知和记忆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着辨认结果与客观真实之间往往存在误差，甚至悖谬。由于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自我证成，只能通过当事人或证人的陈述被了解，因此，审判案件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由“未知”探知“已知”的过程。然而，任何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也均难以担当对过去事实的复原使命，尤其是涉及证人辨认的情形更是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在判决中指出，误判的因素极繁，但证人指认错误为最主要的原因，若细分误判的原因，证人指证错误的单项因素较其他误判原因的总和还多。据此，证人辨认被视作刑事司法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 　　其次，案件事实的不可回溯性决定着辨认结果的确定性仅具有“交谈意义上的合理性”。法理学家波斯纳曾指出，诉讼真实的客跚陛绝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即强调可复现性，而仅仅是一种合乎情理的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因为复现过去所发生事实的证据与证人都在随着时间不断消逝，后在的事实证明者和事实认定者并非亲历者，根本无法探知客观事实。具体到辨认程序，辨认人对案件事实的回溯也并非同一认定，而是辨认人与事实证明者之间的一种“交流”而已。一般而言，辨认理论模型有三种：一是同一认定；二是同一否定；三是没有结论。在同一否定和没有结论的情况下，客观真实显然没有被发现，即使是在同一认定的情况下，虽然存在确定的辨认人和辨认对象，并实施了相应的辨认程序，辨认结论也并不一定具有回溯客观真实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