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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对湖南慈善事业发展影响 　　摘要：辛亥革命对湖南慈善事业的发展影响甚大，整体上推进了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了慈善事业的法制化进程；二是促使了民办慈善事业的勃兴；三是推动了教会慈善事业的繁荣。 　　关键词：辛亥革命；湖南慈善；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1)05-0011-05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将民主、博爱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真正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顿时，三湘大地呈现勃勃生机，湖南慈善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资本主义文明全方位的影响下，湖南慈善事业的法制化进程真正启动；民间慈善力量勃兴，民办慈善事业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宽容的社会环境为教会慈善的繁荣提供了土壤，教会慈善进入到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 　　 　　一、辛亥革命推进了湖南慈善事业的法制化进程 　　 　　资产阶级慈善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公民国家观念，它是与古代君权神授相对立的一个政治概念。资产阶级的公民国家观念表明：国家由人民组成，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时，国家有责任来保护，有责任给予救助。这种责任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法定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即从制度层面废除了将慈善救济视为帝王怜民、爱民的传统观念，从而确立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意识。慈善救济对象不再以品德优劣为标准，而是依据受救济者的经济状况；慈善救济依据的准绳从道德层面上升为法理层面，慈善事业的法制化真正启动。事实上，不管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能秉承历史的使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慈善法规。湖南光复后，基本上与中央政府保持隶属关系，有关慈善事业方面的政策法规亦遵照中央的规定，归属民政类，设置慈善管理机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省情的慈善法规。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央内务部之民治司即掌管“保息荒政及公益慈善事项”。北洋派系摄取北京政权后，机构变更不大，基本上赓续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各个机关。1912年8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内务部官制》，规定内务总长管理赈恤、救济、慈善及卫生等事务，并“监督所辖各官署及地方长官”。同时，还具体规定由内务部所设置的民政司职掌贫民赈恤、罹灾救济、贫民习艺所、盲哑收容所、疯癫收容所、育婴、恤嫠等有关慈善事项。尽管北京政府的官制后来屡有变更，如将民政司改为民治司，但其慈善救济的职能并没有较大改变。相应地，地方省政府则设内务司或政务厅来管理，县则设内务科。 　　湖南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规范慈善管理。但当时湖南省级政府更迭频繁，兼管慈善的部门名称也多次更名，先后有民政司、内务司、政务厅、内务司等，长官也多次更换。具体如表1所示： 　　省政府以下，根据中央规定，均设由与各级政府相应的科室来管理，或称民政科，或为内务局，名称亦多次更改。如长沙，民国初年，长沙县署设4科，由第一科主管民政；1922年，县署改设4局，由内务局主管民政。浏阳，1917年县署改称行政厅，下设4科，其中有民政科；其后，县行政厅改为县知事公署、浏阳县政府，均设有管理民政的科室，直到解放。宁乡，1912年，县设民政科，1913年县废科，设总理、庶政两科，民政归庶政科。这些属常设的慈善行政机构，必要时，省与各地方最高长官往往亲自主管慈善赈灾事务。比如1921年湖南辛酉大旱，时任湖南华洋筹赈会会长的便是省长赵恒惕。 　　对于常设的慈善团体和民间慈善组织，湖南省政府亦有相应的规定，对各自进行必要的管辖。以省城长沙为例，鉴于省城慈善团体各立门户，互不统属，难于管理，1915年，湖南巡按使陶思澄下令组织省城慈善总公所，统一管理省城各慈善事业单位，使之规范化。当时，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统管省城各官立、公立和私立性质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机关。官立慈善机关有：惠济、养济、废疾、惠老四院，省城育婴堂，废疾所，南北养济院；公立慈善机关有：省城保节堂及其兼管之保节、全节、励节三堂，省河救生局；私立慈善机关有：省城储备仓、湘 　　(本表资料来源：《湖南省志?政务志?政府》第四卷，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08，125页；《湖南省志?政务志?人事》第四卷，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62-463页。)社仓、省城同善堂、省城兼善堂、省河义渡局、省城恤无告堂以及与红十字会合办的仁术医院。慈善活动涉及到恤贫济困、慈善医疗、慈善教育、仓储备荒等日常救济。慈善总公所是湖南慈善史上第一所管理慈善组织的专门机构，对于湖南慈善而言，意义重大。对于湖南红十字分会、湖南华洋义赈分会等民间慈善机构，一般要求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