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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钟嵘直寻说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 　　摘 要：钟嵘的“直寻“说提倡“自然”、“比兴”的语言修辞技巧和情感抒发原则，形成了关于诗歌与美学的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理论。这一脉理论在经过严羽、王夫之等从不同侧面的阐发与补充后，最终定型于王国维的“不隔”说。本文讨论“直寻”说的影响与意义，从历史的追溯方面展开探讨，主要涉及严羽、王夫之、王国维等人对“直寻”说的继承与阐发，通过追溯和对比可以发现，在“直寻”说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条独特脉络。 　　关键词：钟嵘；诗品；直寻；影响；美学 　　 　　钟嵘的“直寻”说，将《诗品》的理论思想串联总括在一起，将诗歌创作和审美主体、诗歌文本形式和语言技巧、道家、玄学的自然观以及儒家诗论的合理性因素融为一炉，代表了当时诗歌理论的最高成就，也预示并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走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寻”说对后世诗歌理论和古典美学的影响，远远大于《诗品》的其他方面。 　　一、“直寻”说与严羽的“妙悟”、“兴趣” 　　严羽与钟嵘一样也认识到了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在《沦浪诗话?诗辨?五》中，他明确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即不应“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也就是说不应以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但他也注意到了广博的学问和深刻的理论水平对培养别材别趣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提出“别材别趣”后紧接着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诗辨?五》)，这就是说，知识的积累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于诗人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和诗歌创作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既充分肯定形象思维对诗歌创作的决定作用及形象思维本身的独立性，同时又肯定了抽象思维对形象思维的辅助功能，这是严羽对形象思维认识的深化，也是他比钟嵘“直寻”说更进一步之处。 　　从诗歌吟咏情性这一本质特点出发，严羽一方面力倡自然真实的风格，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胜过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原因是“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诗评?十》)；另一方面，在反对宋诗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的同时，他极力推崇盛唐诗歌的“兴趣”：“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辨?五》)这里“兴趣”是以诗歌的美感效果为旨归的，重在强调盛唐诗歌能传达出一种空灵蕴藉、深婉不迫、不可把捉、含蓄隽永的境界和韵味。对言外之意的重视，可看出严羽诗论与钟嵘“兴”之界说的内在关联，从而构成了“直寻”的共通前提。由物而兴情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严羽以“妙悟”来概括：“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诗辨?四》)“妙悟”本是佛家术语，就诗歌而言，则是指凭借直觉思维从内心去感受和体验，灵感触发，目击道存，透过表层的有限之事象，去把握、领悟深层的无限的象外之意，以获取难以言说的多重意义和审美愉悦。这是一种敏锐的艺术直觉能力，由此，严羽形象深入地解说了钟嵘“直寻”说所蕴含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做“直寻”说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严羽并未对诗歌的具体技巧和内容来源提出深刻的见解，这使他的“妙悟”和“兴趣”脱离了“直寻”的现实基础，陷入了主观和神秘主义。严羽的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王国维那里得到了纠正。 　　二、“直寻”说与王夫之的“铁门限”、“现量”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指出，诗与乐一样，都是人“心之元声”(《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序》)的体现，肯定了诗歌是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与钟嵘、严羽等人一致。同时，他也不否定诗中有理，他在《古诗评选》中评鲍照《黄鹤楼矶》时指出：“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他认为诗中之理不应以概念的形式出现，诗歌“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使“理随物显”（《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三七》)这种观点，较之严羽的“不涉理路”更有说服力，对于严氏强调飘渺的“兴趣”而轻视具体形象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是一种有力的反拨。 　　在如何将主观的情、理与客观的景、事融为一体的问题上，王夫之否定了严羽的师古说、公安派的师心说，而突出发展了钟嵘的“直寻”理论。他认为诗人应描写自己有切身体会的现实生活，“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七》)，亦即身历目见是诗歌创作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与钟嵘的“即目”与“直寻”几乎如出一辙。王氏言：“‘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五》)所谓现量，本是佛教法相宗术语，《相宗络索》“三量”条：“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做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按这个解释，“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