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西方人形象.docVIP

解读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西方人形象 　　[摘 要] 本文力图采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进行分析,窥探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的西方人形象以及形象的成因。认为在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西方人是“帮手”,是“受者”,也是“客体”,并且更多地表现为软弱无力的“受者”形象。西方人在影片中表现出多种角色,是由于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指认者,多重身份所以注定不可能被塑造成单一的形象;而他们更多地表现为软弱无力的“受者”形象,是由于中国电影创作者们的心思。 　　[关键词] 抗日影片;西方人形象;格雷马斯;“行动位”模型 　　 　　看过《南京!南京!》,一定忘不了影片中拉贝向中国人的一跪,这一跪跪出了同情,跪出了歉意,跪出了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跪出了情真意切;看过《黄河绝恋》,肯定无法忘怀欧文与安洁超越国界的爱恋,爱得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以成全另一个人;看过《紫日》,想必也难以忘记娜佳与杨、秋叶子三个人在茫茫林海中由最开始的戒备到最后的同心协力,在灾难面前,三个不同国界的年轻人,由于善良的天性,最终获得了灵魂的拯救。 　　在这些影片中,西方人或者是主角如《黄河绝恋》中的欧文,《一个美国飞行员》(1980年)里的爱卜斯坦,或者是配角如《南京!南京!》中的拉贝、《屠城血证》(1987年)里的米尔斯,然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特质,即软弱无力。关于“国际援华”这段史实,笔者不再赘述;然而,银幕上西方人所呈现出来的软弱无力的形象确实值得人深思。 　　一、窥探:运用“行动元”理论解读西方人形象 　　目前,关于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的西方人形象的研究,还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是对单部影片中的西方人形象有分析探讨。所以,笔者力图采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窥探中国当代抗日影片中的西方人形象以及形象的成因。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研究中采用了符号学方法,他在普罗普关于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基础上,“对普罗普所概括的模式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化,以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分析模式为目的,将普罗普的七种角色/行为范畴概括为三组、六个动素。它们分别是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敌手/帮手”①,并建立了自己的行动位模型。“前两组对立是最基本的语义结构,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立与联系,可以形成故事叙述的基本结构模式。”② “‘主体/客体’居于模型的中心,主体是‘欲望’的发出者,客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交流的对象。”③ “第三组对立关系在叙事中则起到帮助或阻挠希望和目的得以实现的作用。”④ 　　(一)“帮手”与“敌手”的对立:英勇无畏的来华助战者 　　显而易见,在抗日战争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国际援华”的西方人不可能被塑造成“敌手”,“敌手”必然是日本人,西方人首先是作为“帮手”而存在的,他们是飞行员、军医、安全区主席等。影片中也有诸多情节直接表现日军与来华助战的西方人之间的冲突。比如,《黄河绝恋》就是以美军飞行员袭击日军的战舰开场;《南京!南京!》中,当日本人来到安全营强行带走他们认为的士兵的时候,是这些西方人站了出来,是他们在与日本人谈判,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是“帮手”与“敌手”的对立,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来华助战的西方人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 　　(二)“受者”与“发者”的较量:无力助战者的尴尬境遇 　　然而,这些西方人不可能仅仅是作为“帮手”而存在,因为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亲历了战争的残酷;也是见证者,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是指认者,指认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多重身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仅仅是单一的“帮手”形象。 　　1.有心无力的受者 　　那么,我们就以影片《南京!南京!》为例进行分析。场景一:拉贝的车刚进安全区便被日本人拦下,在僵持之中因为唐先生的一个日语单词“朋友”才得以解救。场景二:日本人要求中国女人去做慰安妇,中方谈判失败,于是召集所有人,拉贝惟一能做的便是流着泪说“I??m sorry”,而中国女人们则举起了手说:“拉贝先生,我去。”场景三:拉贝被潜送回国,上车时又被日本人拦下,原因是只能带走两个人。于是,唐先生主动退出,以成全他人。 　　从这三个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出,矛盾的“发者”皆为日本人;矛盾的“受者”拉贝,即西方人。而所有矛盾的解决于中国人。拉贝则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一个软弱无力的地位。他想要去帮助中国人民,但往往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2.等待拯救的受者 　　或许有人会质疑笔者的看法,认为拉贝在影片中只是一个配角,塑造成这样也不为过。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影片《黄河绝恋》,西方人在这部影片中是主角,看看他们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场景一:来华助战的美军飞行员欧文遭到了日本船舰的炮击,最后导致坠机。幸好被一个放牛娃救起,才逃出了死神的魔掌。场景二:被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