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史上意义与局限.docVIP

论司马光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史上意义与局限 　　摘要：“中和”学说是司马光《中庸》诠释最重要的内容。司马光认为，君子之学贵在治心，治心之要在守心之“中”，“中”指的是“无过与不及”之德，学者的工夫就在于在人心“未发”之际，谨守这个“中”字。然而，“无过与不及”之“中”，本身就是心之“已发”，如何于“未发”之际守此具有“已发”意义的“中”，从道学的视野来看遂成为问题，程、朱诸子对此都提出了批评。进一步来说，司马光未能考虑到将“未发”之“中”放在一个“本体”的视域下加以诠释，有“用”而无“体”，从而使得他在工夫层面上存在诸多不能如理的地方。然而，司马光所提出的问题，引导了道学的思考方向，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对后来道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司马光；中庸；中和；道学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4－0068－06 　　收稿日期：2010-01-28 　　作者简介：郭晓东，男，福建霞浦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在宋代的《中庸》诠释史上，司马光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北宋最早表彰与注释《中庸》的儒者之一，有《中庸广义》1卷行世，可惜这本书今已散佚，我们只能从南宋卫浞所作的《礼记集说》中辑出部分断简残篇以粗见其大概。而司马光对《中庸》的重视，首要集中于“中和”问题。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写了著名的《中和论》一文，而在此前后几年时间里，又先后与范镇、韩维写了一系列讨论《中庸》与“中和”问题的书信，因而有关司马光“中和”的学说，遂成为学者们研究司马光《中庸》学说的最重要议题。 　　所谓“中和”问题，指的是对《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一句的解释而引发的相关问题。这一问题后来成为两宋道学最重要的论域之一。北宋时期道学大师程颐曾就这一问题与其弟子吕大临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而南宋时的朱子在成学过程中，也曾经历过苦参“中和”的阶段，并以最终对“中和”问题的体悟而奠定其学问的根基。因此。“中和”问题可谓是两宋学术的一大关键。而深入探讨司马光的“中和”学说，无论是对司马光《中庸》诠释的研究，还是对司马光与宋代道学之关系的研究，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司马光“中和”学说的基本内容 　　 　　在司马光对《中庸》诠释过程中，“中和”问题之所以格外受到重视，这与他对“心”的关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宋中期，除道学五子之外，最重视“心”的当属司马光，如他说：求道只在己心。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学者，所以求治心也。学虽多而心不治，何以学为?君子之学之所以贵在“治心”，因为在司马光看来，人心最为微妙而难治，《答韩秉国书》云：夫心，动物也，一息之间，升天沉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贤者治之，能止于一，择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书》日：“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凡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当此之际，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则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处于中庸之地，不动以待事也。又在《中和论》中说：《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后来被朱子大力表彰并被视为宋代道学之标志性话头的“十六字心传”，已早在司马光这里被孤先发明。人心的特点既“微”且“危”，那么道德实践的工夫自然是要“明其微”、“安其危”，在朱子之后这些都成了道学家的普遍共识。然而，如何才能“明其微”、“安其危”呢?既然先圣教导说要“允执厥中”，而《中庸》又是一部阐明“中”之道理的著作，于是司马光就从《中庸》这里去寻找明微安危的工夫法门。在他看来，治心的办法，就是“允执厥中”，就是“执中”，就是让心“处于中庸之地”，因此，要“治心”的工夫要求使得司马光将目光投向了《中庸》之“中和”问题。对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一句，司马光注释日：喜怒哀乐，圣人所不免，其异于众人者，未尝须臾离道。平居无事，则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发，则以中庸裁之，喜不失节，怒不过分，哀不伤生，乐不极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日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达道。在《中和论》中，司马光的阐发是：《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矣。是中和一物也。养之为中，发之-为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乐者乐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