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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当防卫权制度完善 　　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了正当防卫权制度,而1997年的新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此条的规定被称为特殊防卫权,它扩大了正当防卫权适用的范围,进一步维护受害人的权益,有利于鼓励见义勇为。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在权利的调配上也不能有失偏颇,在保护受害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当保障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应加以修正,它所规定的特殊防卫权制度应重构。 　　 　　一、特殊防卫权制度的缺陷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权制度志在保障人权,然而它却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忽略了对不法侵害人权利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适用主体过宽。 　　特殊防卫权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赋予了防卫人最大限度的防卫权,包括剥夺侵害人的生命权。刑法除惩罚机制外,还应包括人权保障机制,而不法侵害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他的权利也不容忽视,我们也不应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任由他人剥夺他们最基本的权利―生存权。这就是深刻认识到了,在保障受害人权利的呼声四起的同时,也不能以牺牲不法侵害人的利益为代价,权利的天平是应该倾向受害人一方,但也不能太不平衡。因此刑法不仅被成为善良人的宪章,而且同时也是犯罪人的宪章。然而,新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权却允许非受害人成为其主体,也可剥夺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权,这就有可能会使不法侵害人无人权可言,因为他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有可能丧失。 　　(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的含义不明确。 　　1.对“行凶”一词的理解。 　　对于“行凶”一词的含义,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行凶的含义过于宽泛,不利于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对对行凶的含义加以限制,不是所有的伤害行为都属于行凶。在法律上并未对行凶的含义给以明确的解释。在日常生活中,对行凶一词的解释是很宽泛的,包括连轻微伤都够不上的伤害,如打一巴掌,扭一下头发等也可称之为行凶。而从词义上看,行凶是指“打人”或“杀人”。 “杀人”已由后面专门列出,自然就不包括在内,那样行凶就只能指“打人”了,但“打人”所产生的伤害程度就大不相同了。因而,无论按照日常生活中对行凶一词的理解,还是按词意理解行凶一词,不同的行凶方式都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如果以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些不同的伤害后果,显然是不可取的。 　　2.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用语有欠规范,理解时容易引起歧义,不利于保护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既可以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是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 　　段。[1]笔者也赞同此观点。原因如下:首先,新刑法所列举的这几种犯罪难以仅仅局限在这四种具体罪名内。如果把它只认定为具体罪名,那么就会与刑法有些条文相矛盾,如新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使用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应当按照第232条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由此可见,如果这里的杀人仅指罪名,那么会使侵害相同法益的犯罪受到不同的处罚结果。其次,从刑法条文理解,可以认为这四种犯罪是四种犯罪的手段。因此笔者以为,如果不法侵害人在实行这四种犯罪时未采用暴力手段,赋予防卫人的不应是特殊防卫权,而是一般防卫权,应当按照事实情况判定防卫人是否防卫过当,而不应一概取消防卫限度。 　　3.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的理解。 　　(1)此处的暴力犯罪应有一定的危害程度。为了方便司法实践应给予危害程度一定的衡量标准。笔者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应从具体罪名、法定刑幅度、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威胁几方面来衡量暴力犯罪的程度。[2]此处的暴力犯罪应当是不法侵害人已着手实施的暴力犯罪,而不应包括还未真正实施的,而只是以暴力手段相威胁这种情况。此处的暴力,应是指进行有形的物理力的打击或强制的犯罪手段。 　　(2)暴力犯罪的认定关键在于,侵害行为本身是否是用暴力手段实施的。而不是说所有符合暴力犯罪构成要件的都是此处所指的暴力犯罪。同时也不能认为只要缺乏暴力犯罪构成要件的就一定不属于暴力犯罪,只要事实上是以有形物理力方式实施的犯罪就可以认为是这里所指的暴力犯罪。这种暴力犯罪还需具备一定程度的危害后果。这里的危害后果的程度需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那么那些虽然是以暴力手段实施的但并未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就不能包括在内,如对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行为就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权。 　　 　　三、特殊防卫权制度的重构 　　 　　(一)对特殊防卫权的适用主体予以限制。 　　新刑法第20条第3款并未规定特殊防卫权的主体,但从第20条的整体结构来看,特殊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