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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价值基础与实现机制 　　摘要：行政伦理是指行政行为主体在行使职权、履行职务时所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新世纪初，随着新公共服务范式的兴起，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并以此作为走出传统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实现“责任中心主义”愿景的关键在于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构建完善健全制度伦理，而且要唤醒行政主体的公共精神，实现行政主体的道德自觉，从而构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关键词：行政伦理；新公共服务；价值基础；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3-0035-06 　　 　　行政法治化是“政治―行政”二分以及官僚制行政确立以来，西方行政现代化的基本理路，它契合了近现代西方社会日益理性化趋势和公共生活泛化的要求。“公共行政的规范化观念和思想是根植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现代性世界的，但这个现代性世界却越来越走向后现代。”“后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无意义或无准则的社会，而是需要我们社会性的、就像过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一样，去建构我们的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准则。”在公共行政的当代发展中，公共行政法治化的巨大盲区为行政伦理建设预留了充分的空间。事实上，行政伦理作为一种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石，它具有行政法规所不可替代的特定价值。从微观视角看，行政伦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是行政主体自律管理的建构活动，其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行政主体、行政系统、行政决策和行政过程的影响和优化上。从宏观视角看，新世纪之初以“新公共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性行政，已摈弃视公众为“顾客”的不恰当隐喻，走出律法主义、“效率至上主义”的泥坑，它高举“公民权”与“公共服务”的大旗，彰显出当代行政“责任中心主义”的伦理精神。行政伦理成为摆脱“韦伯模式”官僚制行政的现代性危机的基本出路，也是新公共管理运动重归正道的价值基础。在“新公共服务”的范式下，行政伦理建设获得了更加充分的价值合理性基础。 　　 　　一、行政伦理：“知善”与“行善”合一的价值导向系统 　　 　　行政伦理在行政系统中的功能与价值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它发挥着“软制度”约束功能，是行政法制建设不可或缺的补充；另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精神世界的导向系统，为行政主体的公共行为提供价值共识，整合着组织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的差异，节约行政规则的运作成本。毋宁说，行政伦理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其特殊功能通过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综合作用发挥出来。 　　 　　(一)行政伦理：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 　　在公共领域，“我们将伦理学界定为一个根据某个具体的决策将我们的价值观进行整理排序的实际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行政制度建构所折射出的公共生活所期待的公平、正义、良序的规范与准则，又包含着行政主体对公平、正义、良序的笃志、信仰与人格追求。显然，行政伦理既是制度伦理的存在形式，又是个体伦理的存在形式，是外在规范性与内在主体性、客观约束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具体而论，制度伦理是指法规、制度对行政活动的道德诉求，即在制度安排上有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并辅之以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这对行政行为主体而言是一种他律。而个体伦理则是行政行为主体以自觉、自省的方式对个体道德完善的伦理追求，即要求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合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处理各种行政关系，这是行政行为主体的自律。前者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确定，是一种刚性的规范力量，是规范公共权力的性质和确定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向的重要制约力量；但它只能“禁于已然之后”，在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它无法保证公共权力的性质和方向不发生改变，无法保证公共权力发挥应然的效率。而后者作为一种主观、内在的规定，能“禁于事实之前”，能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行使方向正确性前提下，将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的价值取向纳入到权力的运行中来，从而保证公共权力发挥应有的功能，促进行政目标的更好实现。 　　尽管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有不同的价值展开方式，但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一方面，制度伦理是个体伦理的基础，为个体伦理提供一个架构和空间。罗尔斯指出：“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关于体制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因而对正义体制内容的规定必须先于个人要求的规定。”因此，行政主体必须面对不可变更的法规、制度秩序来调整自己的要求，以符合行政过程所规定的伦理价值要求，同时实现自我价值。这就如同乐手与乐队的关系，每个乐手都必须遵守乐队演奏的基本规则，都必须服从乐队的统一指挥，乐队能否演奏出和谐的旋律，要靠每个乐手的配合。从行政伦理之维看，个体伦理必须服从制度伦理。由此，与个体伦理相比，在行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