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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制度建构实践原则和学理基础
论中国制度建构实践原则和学理基础
摘 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历了“转化性制度建构”、“超越性制度建构”、“返正性制度重构”、“创新性制度重构”的过程。历史证明,中国制度的建构、重构应遵循“务实原则”、“范导原则”、“选择原则”、“实践检验原则”和“把握规律原则”。为此需要研究生产结构的可能性空间学理,科学与人文二重取向学理,制度中介性建构学理,制度演变相对规律学理。当代中国制度建构的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合规律的。相反,否定中介过渡规律的公有化试验(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化)和某些人力求要做的私有化都是反规律的。
关键词:新中国;制度建构;制度重构
中图分类号:D616;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5-0005-07 收稿日期:2009-06-25 作者简介:陆剑杰,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 210001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主旨,相应地推进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构与重构。其间,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扬弃了错误的选择,逐渐实现了正确的建构。同时,这又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争论不绝的活动过程。各种主张在实践的无情检验中被弃取。本文以经济制度为主题,想要说明:怎样的实践原则在中国制度建构中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支撑它的科学理论又具有如何的创新性质。
一、60年来中国制度建构与重构的过程
1949年,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那时以来的60年,从制度建构和重构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转化性的制度建构
1949年前后,中国实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这场伟大革命,在经济政治制度层面上是一个由旧物向新物的转化过程。就经济制度而言,这里有几个转化:其一,封建土地制度经过群众运动式的土地改革向它的对立面――农民家庭私有制转化。其二,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国家加以没收,向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国有制转化。其三,私人资本主义经过工商业调整,从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状态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获得解放并进入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总之,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代替旧经济体系,是一个制度转化的过程,是自然的、合规律的运动过程。
(二)超越性的制度建构
1953年―1956年,中国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确定了称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度建构设计。其特点:一是目标的模糊性。实行这条总路线是要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究竟这个制度是怎样的,设计者的脑子里只有一个三维框架,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并没有形成合乎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就是目标的模糊性。二是过程的渐进性。原设计是要用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逐步地渐进式地达到目标。当时的权威论释是:要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三是方法的中介性。就是说,通过几次局部性质变而达到根本性质变。在农业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经过“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在工商业中,从私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四是同生产力发展的并举性。按照上述“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是同时展开的。也就是说,努力体现生产关系的改造要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原则。当时中央有领导人指出:在农村没有机械化以前搞农业合作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做了这样的回答:“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手工业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个论点显然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当时推行的农业合作化,实施的农村新制度建构,若在合理控制的范围内,是体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的。正是这一点,还有“中介过渡”这一点,说服了中央的一些反对搞农业合作化的同志。刘少奇说:“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立即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没有抓住以土地人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
我所说的“超越性建构”至少是指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上述改造任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变成了公私合营的经济,农村中的绝大部分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级合作化,这就违背了中介渐进的初衷,违背了生产关系改造必须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原则,至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那更是空想的、主观主义的超越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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