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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新诗倡导中话语策略 　　[摘 要]现代白话新诗取代古典诗歌取得诗歌正宗的地位，不是一个自然的、渐变的过程，而是通过一场有计划、有目的运动来实现的。胡适是策划、推动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对于胡适在这场新诗运动中的创作和理论实绩，历来毁誉参半。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从传播策略的角度来考察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价胡适的新诗运动，而且对于我们更贴切地理解文学史、探究新诗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胡适；新诗传播；“矫枉过正”；重达文学史；“戏台内喝彩”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6－0097－04 　　 　　1919年《新青年》四卷一号第一次公开发表了胡适、沈尹默等3人的9首白话新诗，白话新诗从而得以正式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之后，胡适白话新诗集《尝试集》从1919年10月初版到1922年10月第四版，印数累计达151300册，白话新诗在当时掀起的热潮足见一斑。即使从清末的“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心”开始算起，白话新诗从萌芽到生成，也不过二三十年的事情。而若是从胡适私底下试作被讥为“莲花落”式的白话诗算起，则不过是一两年间的事情。相较格律诗经过了从南北朝到初唐两百多年漫长的酝酿成熟过程，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能在“骤然间实现成功”，不可谓不是一种奇迹。这固然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有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但直接促成的还是胡适等人对新诗不遗余力的倡导。假若孤立地解读胡氏当时的新诗理论与创作文本，似乎要解构这个新文学运动中的权威与经典并不困难。但任何历史都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准确地阐释它的意义。因此，回到历史的现场来重新审视胡氏，我们会发现，在一些看似矛盾错讹之中，其实暗含着倡导者苦心孤诣的传播策略。 　　 　　一　“矫枉过正”――开拓新诗传播空间 　　 　　一种新观点的提出，好评如潮，应者云集固然可喜。但最大的可能是如泥牛入海，杳无声息，直至自生自灭。五四时期各种观点学说风起云涌，但能独领风骚、独当一面者寥寥无几，大多很快便销声匿迹。胡适的新诗主张最初成型于在美留学期间，但这时他和好友书信往返探讨这一问题，简直都未能在小范围内取得一致认同，更遑论形成有效的大众传播空间。因此，欲让白话新诗脱颖而出，引起广泛关注，不致淹没于学说的汪洋大海，与其立论公允、严密论证，不如先提出一些具有冲击力的口号更见成效。 　　胡适起初打出“文学改良”的旗帜，表面上似乎还比较审慎温和，实质上颠覆文学传统的态度十分激烈，丝毫不亚于那些高呼“文学革命”者。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那三个“推倒”固然很具代表性，而胡适断言“文言是半死的工具”，则针对性更强，更具振聋发聩的效果。 　　在倡导白话新诗时，胡适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律诗：“施耐庵、曹雪芹等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这明显是以白话、文言而论高低。在“骈文律诗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之后，又似嫌否定不够彻底，还加上一句“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 　　除了对律诗诗体形式在整体上加以否定外，胡适还对那些古典律诗中常用到的具体技法加以贬斥。在谈到古文不合文法时，专门举例说“不讲文法，骈文律诗尤甚”。他把古代诗歌中的倒装手法用现代语法的标准加以否定，说是对古典诗歌艺术的一种有意漠视似也不算为过。再比如在“文章八事”中赫然写着“不用典”。毋庸置疑，用典作为一种重要修辞手法，在任何一个有着文化传承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诗歌创作，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要着意避免反倒成了不自然的事情。便是胡适自己也未能避免，他倡导新诗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尝试”二字便典出陆游之诗。因此他不得不在“不用典”一条之下又加上许多注脚，举例说明用典“工”“拙”的区别，命题便由“为何不能用典”悄悄转换成“如何用好典”。 　　然而胡适对待古典文学，尤其是律诗真是这等轻视吗?似乎不然。刚去美国留学时，他就曾谈到“吾国之学子有几个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显然他很鄙视对中华古典文学不了解的人。他在晚年更是“晚来渐于诗律细”，以创作近体诗为主。甚至私下还谈到“做律诗要下几十年的功夫”。如果说这些只是代表他文学革命以前的看法和文学革命之后的觉悟，那么我们细细检读他在倡导文学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说法，便更足以说明问题。 　　在《谈新诗》一文中，他先赞新诗运动是“诗体的大解放”。同时贬低律诗：“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三个“决不能”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传统格律诗的全盘否定。可是接下来他在论及新诗的音节问题时，又均以唐诗宋词的例子加以说明。谈到自己作新诗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