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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佛教对苏轼思想及人生态度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还是玄风蔚然的魏晋，乃至三教合流的隋唐，新儒学兴起的宋元，其入世经世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主导。苏轼也不例外，他极其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年青时曾有远大抱负，希望能够匡扶社稷，使宋王朝在政治上有所改良。他恳求执政者“励精遮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入仕后更是“奋厉而有当世志”，明确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即使是被贬外任时，也尽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做实事、好事，为地方上进自己一份薄力，可以说他的济世救民、尽忠报国的入世思想是从来不曾磨灭的。熙宁八年外任密州时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很形象地表明了他渴望建功立业、为统治者赏识、重用的情思。同时，他又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圣人无功”思想奉为人生信条，这就为佛家思想的引入提供了契机。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无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如果要求像苏轼这样仕途坎坷、屡遭贬谪的人一味信奉这种思想，那他未免要精神崩溃了。他必须寻求另一种思想的调和来平定他内心求而不得的躁动。苏轼为人坦荡秉直，讲究风节，勇于进言，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对广大人民的影响，因而与以君为本的王安石产生了矛盾，在王当政期间被迫外任；司马光当政之后全面废除新法，他又因新法的某些好处反对全面废除而遭到排斥；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使他几致丧命；年老时也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芜的海南，65岁时才遇赦北归。这许多年坎坷曲折的仕途经历，使他深刻地体会到世道的艰难，宦海浮沉的多变及人情冷暖的险恶，进而需要一种不同于儒家那种积极进取的思想作为补阙，来调适内心的不平与孤愤。佛教无疑是最合适的。于是，他主动地向佛教靠拢，从中汲取营养，去追求那种“外物无芥蒂于心”的精神宁静，以使自己在生活中也能够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态度。也正是佛教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和追求清静解脱的生活情趣，使他在心内平衡中得到解脱，又能在尘世中求得静。” 　　实际上，不仅仅是他坎坷的经历迫使他分出些许心绪走向佛教以获得内心的平衡，他那“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也迫使他把目光转向佛教。朱熹曾赞苏轼曰“甚次第见识，甚次第才智”，这话并不夸张。苏轼不仅仅是人所共知的才华横溢的文人才子，还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的文艺全才，也是蜀学的开创者。故此，他对于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士子的思想、社会现实的矛盾等都有着极为敏锐的觉察。他常常思考人生、社会、民族等大问题，为整个社会、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而又无能为力，佛教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思想使他得以超脱这郁郁不得解的孤独痛苦，而不是执著于其中。 　　无论是苏轼才高思深的孤独，还是他引佛自渡的做法，都是与其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的。苏轼的家庭极富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弟弟苏辙亦精于文章，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一浓重的文化氛围必然使他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极高的文化情操与修养，因而能够比别人站得更高，全方位、高层次地审视着社会与人生。同时，这种氛围并不是排佛的，而是崇佛的。在《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中，他曾说“昔予先君文安主符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求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意则无尽。”可见，他的父母是信奉佛教的，这种信仰必然对苏轼产生一定的影响。苏辙《龙川略志》第一载：“予幼居乡间，从子瞻读书天庆观。”对于《维摩经》、《金刚经》、《华严经》等佛经典籍，苏轼也常常涉猎。不仅如此，苏轼还多与禅僧交往，他自己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而据葛兆光先生的考证，与苏轼相交好的禅僧“总共不下百人”，在与这些禅僧的交往中，苏轼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思想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家庭更是社会的缩影。苏轼是北宋时期士大夫的代表，他的家庭是北宋社会的缩影，他的思想反映着那个时代，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宋代本就是个柔弱的朝代，崇文抑武的国策更加重了这种柔弱，也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得以提升。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精神增强，又因思想控制的加强而顾虑重重，儒释道都转向注重内心的修养，三教合一成为时代潮流。文人士大夫对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进行整合，使二者不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极端。一方面，他们积极入仕参政，另一方面又能够在这种积极入世中保持宁静的心态。受三教均向内求的影响，他们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最高目标，而文治武功不过是自己高尚人格的一种外在表现，是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生活于这个时代而又具有这个时代深厚文化底蕴的苏轼，更是这个时代、这种思想最具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