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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作用 　　［内容摘要］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关 键 词］ 公共理性；国家理性；私人理性；公共领域；政府 　　［作者简介］ 王洪树，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理论研究 　　 　　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二元相对分离。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和谋求各自利益的职能活动，形成了两个领域的特有理性：私人理性和国家理性。个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微观主体，他的理性追求就是在社会整体利益中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相对自主自治；国家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工具和国家的宏观公共管理者，既有基于阶级本位思想形成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又有维护提升国家整体利益的理性追求。这样，私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就可能由于理性诉求的差异而发生冲突，出现紧张对抗状态，影响政治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实现和增进。所以，为了保障社会的和谐，使国家和公民社会都充满活力，推动国家和私人的理性交融、利益增长，就需要在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之间建立起能沟通二者的桥梁――公共理性。 　　 　　一、公共理性的内涵和特征的科学探讨 　　 　　公共理性概念的界定目前在国内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实现的高度沟通化并获得社会认同的政党理念和价值①。这个界定将公共理性单纯视为政党理性，而将其他社会组织的理性表达搁置一边，所以显得不够周延。后来提出该界定的作者又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正，认为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实现的高度沟通化并获得社会认同的理念和价值②。这一界定虽然对公共理性的外延做了拓展，但是将公共理性形成的主体界定为公共管理主体，认为公共理性起源于公共管理主体的思想探索和思想宣传（即与社会的沟通）。与此相对，我们认为公共理性起源于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讨论和理性汇集，它可能受到公共管理主体的思想或公共政策的激发，但它的本源根本上还在于公共领域而不是公共权力领域。第二种意见认为公共理性是指社会公众对待公共事件自发的集体性态度③。这种界定虽然明确了公共理性起源于社会公众，是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理性表达。但是它忽视了在民众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日趋增强的现代，公共理性的形成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自觉的。公共理性的形成有赖于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权力机构在公共领域的理性互动，是民众和公共权力机构对包括公共事件在内的整个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而不是民众对公共事件的单方社会意见表达。第三种意见认为公共理性讨论的对象或主题是公共事务，参与讨论者应超越其特殊职业或阶层身份和利益的局限，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发表意见；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努力诉诸于一些公认的前提，并运用可以理解和讨论的推理说话④。这种界定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对象、参与主体和对话方式，对公共理性做了过程性的描述，但是未能揭示公共理性的本质。结合以上分析的合理成分，我们认为公共理性应该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是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在公共领域相互妥协、共融互惠的理性共识，它追求的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共赢。 　　具体而言，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互惠中生成的公共理性应该拥有下列特征。第一，公共理性存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社会中，即公共理性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把每个个体都卷入社会的利益网络之中，使其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和影响其利益实现的社会因素。而宪政民主通过公域和私域、公权和私权的区分，有利于个人维护自我的利益，合法的表达对影响其利益实现的社会因素的关注和公共事务的看法。第二，公共理性的形成依托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完善。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使社会分裂为两大领域，即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宪政民主的实施则在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促使了一个新领域（公共领域）的产生。它横跨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搭建起了二者沟通的桥梁。公众和国家在这里对共同关心的事务做出自由的意见表达、实现理性的交汇。所以，公共领域是培育、展示公共理性的温床。它的形成和完善有利于公共理性的形成。第三，公共理性是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在社会共同利益上的交汇与平衡。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各自拥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取向，而公共理性在社会公共利益点上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让国家和私人在和平的理性博弈中找到利益的交汇点，实现利益的平衡和增益，促进“强政府”和“强社会”的形成和良性运作。第四，公共理性是非政府组织作为主体对于公共事件和公共利益的理性诉求，也是政党组织对公共利益的理性表达。非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