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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作用 　　摘要:在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中,武汉三镇是受灾最重的城市#65377;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行动,同时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65377;通过考察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政府在社会救济中应有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65377;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65377;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成长,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65377; 　　关键词:水灾;救济;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087-04 　　 　　一#65380;灾情 　　 　　1931年入夏以后,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连绵经月#65377;湖北境内江河湖泊水位猛涨#65377;8月19日,江汉关水位达28.28公尺,创汉口建立水文站以后六七十年间最高洪水纪录①#65377;在洪水威胁之下,武汉各堤先后溃决#65377;汉口市区几乎全部被淹,灾区占全市面积99%,市内水深四#65380;五尺与两丈不等;省城武昌淹没2/3;汉阳滨江临河处尽成泽国,街道淹水四尺左右#65377;大水造成大量房屋倒塌,“除建筑坚固之房舍外,其余所有房屋,皆因水浸崩溃#65377;武汉尽成一片瓦砾厂”②#65377;房屋全倒之灾民,汉口为51%,武昌为36%,汉阳为38%#65377;总计全倒与半倒之房屋,则汉口有93%的房屋倒塌,汉阳有80%,武昌情形稍微好些,但亦有53%的房屋倒塌#65377;武汉三镇受灾居民在78万左右#65377;居民的卫生状况亦令人担忧#65377;积水的腐败食物#65380;漂浮的人畜尸体及其它污秽物无法排除,“恶气蒸发逼人”,因此“霍乱#65380;伤寒#65380;窒扶斯等传染病,以非常速度蔓延于武汉区域”③,因洪水及疫病死亡的灾民在3万人以上#65377; 　　大水灾对武汉三镇造成的财产损失也是巨大的#65377;就农业损失而言,三镇被淹农户总数为81，300户,被灾耕地面积为1，096，600亩;其中汉口最重,有98%的农户及耕地受灾,汉阳为85%,武昌地势较高,因此灾情相对而言较轻,但受灾农户及耕地亦过半,占58%④#65377;依据金陵大学农学院之调查,武汉三镇每户被淹农作物及其它财产等各项损失,总额为4，100万,其中汉口为2，900万,武昌为300万,汉阳为900万#65377;以每家各项损失计,汉口灾民也是损失最重的,每家为873元,三镇平均每家损失为504元#65377;而当时中国普通家庭,每年的纯收入只有300元#65377;因此,这次大水灾,不单使灾民全年所得的些微收入荡然无存,且超过其总额的65%#65377;但这只是较易计算的损失,其它如“损毁之圩堤与道路,与夫秋冬作物之因积水而无法播种,其损失几何,且犹未计及焉”⑤#65377;商业因洪水而无法运营所造成的损失,则几乎是无法计算的,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估计数据#65377;据调查，“汉口方面,商人之经济损失从各方面估计,自水患之日起,截至现在止,总在一万万元以外,政府方面,种种建设之损失,亦在三四千万之数,似此情形,再加以各县人民屋宇#65380;禾苗#65380;畜牲种种之淹没与毁坏,总计其数,自亦应以万万为单位”⑥#65377; 　　从灾情可以看出,救灾工作及灾后的复原任务是非常艰巨的#65377;从暂时满足灾民的吃饭#65380;住宿#65380;疾病医治等基本需求,到修造新房屋,购买种子#65380;农具,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商业,以至修复被洪水冲坏的道路#65380;堤防等基本设施,大范围#65380;大规模的救灾与复原工作要求,无论对政府当局还是对社会各界,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65377; 　　二#65380;政府的认识与动员 　　水灾发生后,政府认识到了这次水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较为积极有效的救灾动员#65377;中央政府机构及其主要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认为此次水灾是“国难”,同时积极动员全国各界及国际社会努力救灾#65377;蒋介石亲自来武汉视察水灾,发表《告被灾同胞书》,认为鄂省“空前未有之奇灾”,“不仅影响长江人民之生计,实关系中华民族整个之生存”⑦,勉励全体党员#65380;党政军各界及全国同胞一致努力救灾,并捐米三千担赈救汉口灾民,以作表率#65377;《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此次水灾是当前重大之国难#65377;赈务委员会在《申报》等各大报刊发表《劝募各省水灾急赈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