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取保候审乏力导致对逮捕强制措施过分依赖.docVIP

论取保候审乏力导致对逮捕强制措施过分依赖 　　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在保证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再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司法部门也形成了一种对逮捕的依赖心理，往往是以逮捕率来衡量办案质量的高低和工作的好坏。据对我院2003年至2007年的逮捕率统计，最高的达93%，最低的也达到75%，而有的基层检察院甚至连续保持90%以上。逮捕率之高，恰巧说明诉讼程序保证以及刑事执法者对逮捕措施的过分依赖。逮捕能保证诉讼，逮捕能代表侦查质量，这种执法理念在刑事执法者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近年来，随着法治社会建设和司法改革的推行，我们发现过分依靠逮捕保证诉讼显然存在很多弊端，我们应正视逮捕这种最严厉强制措施的副作用，应充分考虑逮捕之外的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用。但是，回看以往的司法实践，又不难发现正是由于其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乏力，才造成了刑事诉讼程序对于逮捕强制措施的过分依赖。以下笔者将主要针对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行分析，探讨其处于“乏力”状态的原因和应如何改进。 　　 　　一、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乏力的原因 　　 　　1、对取保候审的认识偏差，致使该强制措施乏力不可行。 　　大多犯罪嫌疑人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误认为被取保候审便是诉讼程序结束，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批准就离开其所居住的县、市。到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传唤不到案，给正常的诉讼造成影响。 　　同样由于误解，被害人一方认为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便是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上访不断，为防止被害人上访，减少案外负担，执法人员往往尽量减少适用取保候审。 　　2、执行机关对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缺乏有效的监管方式。 　　“取保候审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基本上属于空白。”――最高检的法律政策研究室宋英辉副主任这样评价。这准确描述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后的监管状态。 　　首先是法律规定的空白。对具体的监管机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较为笼统，是户籍地的派出所对犯罪嫌疑人监管，还是现居住地的派出所监管，还是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监管？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后，基本上处于??自由”状态，实践中缺少对这类人的统一管理。异地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脱节，往往出现脱管现象。 　　其次是执行机关根本无暇顾及。执行机关一般是基层派出所，由于“人少案多”的工作压力，其片面依赖“财保”或“人保”，不能认真履行监督、考察职责。一些被取保候审人员往往以外出打工为生，经常会出现“不经批准随意离开”的现象。对可能出现的“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情况，更是无法预防与控制。 　　3、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方式存在一定缺陷，不能保证取保候审的有效适用。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能要求同时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这种机械的规定有所欠缺和不足。从取保候审的案件来看,案件情节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复杂多样。有的案件单独采用保证人方式或单独采用保证金方式,就足以保证犯罪嫌疑人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但在有的案件中，单独采用一种保证方式,其担保力会显不足,安全系数较小。例如保证人明知被保证人要在夜间逃跑，其故意于第二天早上向执行机关假称自己刚刚发现并及时报告。形式上其做到了“及时报告”，实质上却欺骗了执行机关且可能逃避法律制裁。但如果两种保证方式并用，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则可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从而提升担保力。另外，对于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行为，在处罚上得不到体现，量刑时极少考虑这一情节；对于保证人违反规定，也没有硬性的处罚规定，使得保证人只管“保出”、不管“候审”。 　　4、“社会危险性”难以把握，致使难以判断是否做出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取保候审”，但社会危险性是质与量的统一，法律并没有明确的量化规定。实践中往往是依靠办案人员的分析与判断来把握，这就掺杂了太多的主观性，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给办案人员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方面可能给一些人以理由随意采取取保候审，放纵犯罪；另一方面又使得本该符合条件被取保的犯罪嫌疑人反被羁押。 　　5、取保候审申请权得不到有效实现。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这种申请权却始终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而执法机关对是否取保候审有着绝对的主动权，往往仅根据侦查的需要来决定，取保候审不能制度化、规范化，法律没有约束侦查人员主动考虑是否可取保的明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只有事实不清、确实罪行极轻或者有人情才取保候审的现象，对于其他具备取保候审条件的一般也不考虑取保候审，既不主动提出取保候审，也不认真审查嫌疑人及其亲属的取保候审申请，对其申请一般既不记录在案，也不向上反映其申请，也不调取其“无逮捕必要、具备取保候审条件”的证据。这就大大减少了取保候审的途径